首页 -> 2002年第1期

农民的生存伦理

作者：刘金源

字体： 【大 中 小】

　　
　　安全第一
　　
　　与“生存理性”相关联的，是斯科特为我们展示的前现代社会中农民“生存伦理”的另一个生存原则：“安全第一”。这里的“安全”，是指对基本生存的保障，它至少与两大因素，即农民负担（地租）与风险密切相关，这两个因素是决定农民能否维持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体现在前现代农业社会的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中。例如，东南亚的农民们往往愿意接受那种“分成地租制”形式，即根据收成来确定地租比例。它的作用是首先保障佃户的生存，遇上灾荒年月，地主相应减免地租。相反，农村市场化和商品化所带来的“固定地租制”，往往招致农民的激烈反对。因为固定地租制实施后，尽管在丰收年月农民可以得到一些余粮，可一旦遇上灾荒，农民的地租额依然不变。也就是说，即便颗粒无收，农民自身生存都难以维持时，也得想办法去缴纳地租。分成地租使得农民的收益（虽然随年景而变化）首先得到保障，并让国家和地主一同承担风险，这体现出典型的“安全第一”原则；而固定地租制的实施，实际上则把灾荒造成歉收的风险几乎全部转嫁到农民的头上。
　　 斯科特进一步指出，“生存伦理”不仅是农民的行动逻辑，而且也是他们对统治者作出政治和道德评价的原则。对于负担的轻重或对于“剥削”的认定，农民的检验标准通常不是许多经济学家所认定的“被拿走了多少”，而是在缴纳地租以后自己还“剩下的多少”，是否足以维持家庭的生存。而且，在农民看来，作为统治者的社会精英有义务和责任保障子民（农民）的生存，为此，“剩下的多少”至少应该能使他们维持基本的生存，否则就是违背其生存伦理的“剥削”行为。农民所确定的这种标准，反映了“一切以生存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主导下，在丰收年景里，即便缴纳地租再重，只要农民还能生存，他们就不会反对；而一旦遇上歉收年份，当农民的收成仅仅能够或不足以维持生存时，哪怕是缴纳一筐粮食，也会迅速将农民推至生存线之下，从而使他们陷入“灭顶之灾”。一旦这种严重违背其“生存伦理”致使其生存无以为继的状况出现，农民就会不顾一切地揭竿而起，从而导致“农民革命”的爆发。这种备受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农民革命”，其目的并不在于去推翻政权，而在于通过这种斗争方式，让统治者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并能采取措施保障其生存安全。这种首先关注自身生存的特性，是导致历史上众多农民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
　　 斯科特为我们勾画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的行动逻辑。当人的选择要围绕生存而进行时，那么风险也就是指那些有可能对基本生存形成威胁的风险，而不是有可能对利润或收益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可见，农民的风险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发展或利益最大化的风险概念是截然不同的。规避任何可能产生的风险而放弃追逐平均收益的最大化，是农民为保障基本生存而作出的理性抉择。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使用不只一类的种籽以及在分散的条块土地上的欧式传统耕作，就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风险，而以减少平均回报为代价。然而，当宏观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来自外界的风险再也无法逃避时，农民“生存伦理”就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并最终促使农民奋起反抗。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东南亚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资本主义市场和商品的力量加大了对农村的渗透，传统的农业社会正经历一个极为痛苦的现代化过程。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的那样：“从经济上看，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市场关系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从而给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存伦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市场化与商品化的推行不仅使得固定地租制越来越普遍，而且原有的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乡村保护机制也越来越弱化，以前“家长式”的统治者再也不愿去保护他们的“子民”了，农民所面临的生存风险大大增强。
　　 当然，市场化和商品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同时，也给农民带来了新的机遇，比如农民可以借此脱离土地，转化为工资劳动者。然而，对生存安全的首要考虑使得“他们宁愿选择佃农的生存方式，也不去当挣工资的工人”；因为“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相比，他们更喜欢土地收入的长期稳定性”。著名的农民问题学者米格代尔为此指出：“在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世界里，农村社会制度发展的目的是确保生存。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农民）制造出了反对任何经济创新的力量。”可是，农民对这种创新的市场力量的抗拒，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从总体以及长远来看，市场的力量将把农民的那种过于田园化的幻想击得粉碎。当现实的生存保障一天天被侵蚀殆尽时，孤立无助的农民群体，除了不顾后果地举起反抗的旗帜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斯科特通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缅甸的沙耶山起义、越南地义安－河静苏维埃起义的分析和描述，为我们揭示了农民的“生存伦理”在走向破灭的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最严重后果。而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所经历的教训，无疑值得众多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去认真吸取。
　　
　　对中国的启示
　　
　　斯科特用东南亚国家的有关案例，验证了他所提出的农民的“生存伦理”。事实上，这种关于农民“生存伦理”的分析，不仅仅适用于东南亚，对于绝大多数地区或国家来说无疑都是适用的。具体到我们中国来说，当今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占世界总人口的15%。因此，以“农业、农村、农民”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为当今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农民问题又是其核心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中国目前所推行的现代化，其实质就在于如何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其中农民问题解决得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客观地说，建国后的五十多年来，在解决农民的生活温饱问题、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等方面，我们确实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然而，仍然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政府在农民减负方面采取了治理“三乱”、确定“5%警戒线”（将农民负担的绝对额控制在农民上年人均收入的5%以内）等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近年来农民负担仍有上升的趋势，这不但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由此引发的恶性案件不时发生，从而危及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现代化建设。事实上，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而且也是与农民的“生存伦理”相关的问题。农民负担除了与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有关以外，还与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在保障其基本生存的前提下，适度的负担可以增强农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而过度负担只会导致农民的生存危机，引发社会动荡，阻碍农村社会的发展。因此，充分重视农民的“生存伦理”，切实把握农民的心态，确立农民在经济上能接受、在心理上能认同的合理负担界限，是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除了农民负担问题之外，如何帮助农民顺应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加快现代化进程，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难题。正如斯科特所一再强调的，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对于外界的任何社会变迁天生就持疑虑态度，生怕这种变迁所带来的风险会影响其生存安全。而目前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大力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一天天地销蚀，市场化和商品化给农民带来的生存风险也日益凸现。在农民因自身力量弱小而难以规避风险的前提下，政府一方面要合理控制社会变革的速度，以尽量减少其对农民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应当从农民的“生存伦理”出发，主动承担起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职责，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消除农民的顾虑，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以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也正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刘金源，学者，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潮汐英国人》等。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