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
作者：萧功秦
字体： 【大 中 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的基本特质就是主体的向外扩张，就是“主体主义”，或者用欧洲思想史学者斯特朗伯格的说法，就是“主体的心灵参与了对客体的塑造”。“心灵部分地创造了它所把握的现实”。我们可以从奥莱弗对中国的理解中看到，当他对中国进行认知时，他的心灵已经无意中通过浪漫地美化李双双时代的公社制度，从而参与了对客体的“塑造”，并部分地“创造”了它所把握的现实。
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发与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并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
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作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误读”？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当人们对本国文化与现实不满时，他们会不自觉地油然产生一种愿望，想象中有一种更好的东西与他所不满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只有这种被视为美好的事物被他认为是真实的、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他才能有理由认为自己对现实的批判是有说服力的，有根据的，是合乎情理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坚持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浪漫主义者会说“我说你不对，你看，别人就不是那样！”于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就会充当这样的对照物，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作出想当然的赞美，其实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的主观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一种心理安慰与平衡。
我们还可以借助安徒生的一则童话来说明什么是文化浪漫主义。这一童话说的是，主人公总是不满他生活的环境，总是诉说中世纪时代是如何富有田园诗意，他做梦也希望回到中世纪去。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时代的一个小镇，然而那儿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恐怖与黑死病。于是他才发现那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此后他再也不敢回到中世纪去了。奥莱弗先生对中国的理解，对“四人帮”的美化，对李双双形象倾注的热情，对公社食堂的由衷赞美，与这位童话主人公对中世纪的向往如出一辙。如果奥莱弗先生真的有机会穿上一双魔鞋，回到中国1959年的公社食堂，回到1967年充满武斗呐喊声与枪炮声的街头，他一定会体会到童话中主人公的同样感受。用“文化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表征奥莱弗先生的心态可以说再适合不过了。
我们可以发现，文化浪漫主义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各民族知识分子中的文化现象。像可爱的奥莱弗这样的西方左翼青年，会把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作心理投射对象，同样，中国人在理解西方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文化浪漫主义。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种特别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文化浪漫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
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化浪漫主义者通过主体的愿望投射来重建客体对象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宁愿用一个美化了的虚拟的外部世界，来对比并批判他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我们的回答是，浪漫主义者这种本能的反唯物主义倾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心理需求的角度而言，它可以减轻现实逆境对人性的压抑而产生的挫折感，起到精神自卫或心理补偿的作用。
其次，更重要的是从认识过程来看，应该认识到，文化浪漫主义是人类面临的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的产物。一方面，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以理性与道德原则判断事物的本能，有一种在理想境界中创造一个抽象的完满世界的思维能力。只要是人，他就会提出某种对事物进行判断的理性标准，另一方面，虽然经验世界就其自身而言，无所谓完美不完美，但在人以完美的理性尺度的观照下，经验世界就具有了不完美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经验世界的不完美性是人的理性赋予的，只要人具有理性，现实就永远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对完美的要求与现实不符合这一要求就成为永恒的矛盾。
承认经验世界的不完美性，并以人的努力来相对地减少这种不完美性，使人类社会无限地接近完美，这是现实主义者的态度。例如，对于市场竞争产生社会不公这一社会事实，我们就可以作如是观。然而，文化浪漫主义者的问题则出在：当他以自己认同的理性尺度作为标准时，他认定现实世界应该是完美的，他不能容忍经验世界的现实中那些不符合他的理性尺度的地方。他要用他的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新世界”来取代不完美的经验世界。用头脑中的理想国来取代现实的黑暗、丑陋的旧世界。在他们看来，理性，更确切地说，是他头脑中的“理性”是第一位的，如果经验世界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道德理性，那么就应该扫荡之。用新世界取代之，这个新世界不是从经验世界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头脑中的抽象理想与概念的产物。
如果文化浪漫主义再向前迈一步，他就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成为建构理性主义者，当他进而认为，经验世界既然如此丑陋，为什么我们不能运用人的力量，用我们头脑中已经明晰呈现的“完美的世界”蓝图，来取代不完美的旧世界？既然人能凭自己的理性设计制造出精确的钟表，设计出远为复杂的各种机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去设计人类自己居住的世界，并进而实施这一工程？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当然就可以采取一切方法。既然这样做是为全人类谋永远的福祉，当然我们就完全可以有理由通过强制方式，来迫使人类接受这个完美的新世界。例如，波尔布特头脑中的“理性”就认定，商品、货币、城市是导致人对人的剥削的根本条件，是导致社会不完美的根本原因，那么，只要取消一切商品，取消一切货币，让一切城市变成纯朴的农村，岂不万事大吉？这真是把人类浪漫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状态。波尔布特是文化浪漫主义造成的灾难的最生动的标本。他要走到一个房间去，然而历史却让他不自觉地走到了另一个房间。
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浪漫主义者往往都是一些心地十分良善的人。他们容不得现实生活中有不符合真善美的东西。他们力求以自己的生命与勇气来改变社会中的不道德、不完美。然而历史却是那么的无情，经由浪漫主义者的政治来改造的世界往往产生他们所不曾意料到的巨大灾难与不幸。这使我想到严复在1906年给熊纯如的信中就说过的一句话：
“吾人所受之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
为什么“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这是因为，恶人虽然做坏事，他的所作所为，仅限于满足自己的私欲，在一般情况下，他并不向人类的集体经验发起根本挑战，无宁说，他是借助于人类的习惯与经验来谋取他的私利的。而且，恶人做事，最易引起人们的警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恶人对社会的破坏是有限的。浪漫主义的好人则不同，一旦他认定某种浪漫的政治设计是合理的，他就会以想当然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改造现实。而人类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习俗、思想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所有这些集体经验，在他的“理性”的审判台上，都变成恶魔，变成妨碍人性自由发展的“罗网”，他于是向人类的集体经验发起总攻。凡是妨碍他发起这场伟大的总攻的人们，于是都成为真理的敌人，人类的敌人，为了人类永恒的幸福就必须消灭这些败类。乌托邦的理性工程导致的灾难是巨大的，这一点已经由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证明了。
“好人”之所以比恶人造成更大的灾难还在于，好人相信自己的动机是无瑕疵的，这使他极少自我反省，如果出现问题，那只是命运不好，或敌人太强，他自己是无须自疚的。好人的好心由于被人们所信赖，他的错误也很难被信赖者们所发现，好人对美好未来的许诺又恰恰最能打动受苦难煎熬的人们内心深处的企盼，这就使好人在实施他的乌托邦计划时具有了强大的动员力与感召力。可以说， 当严复写出上述这句话时，当然他也许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我们宁愿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预言。一句话能概括一个世纪，而且是在一九0六年！
几年以前，我在批判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激进主义时，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浪漫主义对理想的追求，焕发了人们在平庸生活中无法想象的超凡的力量。然而，正如德国思想家保罗·蒂里希（Paul Tilich）在批评乌托邦时所指出的那样，浪漫主义忘记了人的有限性，因此，它得以对现实进行蓝图设计的前提是不真实的。其次，建立在这一不真实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行动，也是无效的。第三，由于它把不可能性描绘为实在的可能性，它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愿望投射，因而，它必然是软弱的，最后带给人们的，只能是一种无情的、冷冰冰的幻灭感。
我并不否认人类的理性、道德价值关怀的精神的积极意义。浪漫主义者的理性所焕发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生命的元气、原创精神与行动意志，可以转变为按人们希望与理想去改变现实的精神动力资源。然而，浪漫主义对现实的理解是建立在误解现实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的。如果以这种谬误来改造社会，那就会是人类的灾难。这就是乌托邦主义的悲剧。历史竟是如此的无情：人类是唯一有理想的动物，也是唯一能对自己造成灾难的动物。
萧功秦，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儒家文化的困境》、《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