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
作者：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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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屋奥莱弗
那是1980年的事，我当时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有幸分配住到留学生楼，与一位法国留学生同住。我的同室名叫奥莱弗。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带金边眼镜的法国小伙子。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他来中国就是为了翻译中国当代作家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他非常喜欢李双双这个人物，也喜欢人民公社的食堂。对此我觉得非常惊讶，为什么他要赞赏被中国人抛弃的这种平均主义体制？当时中国正处在全民摆脱“四人帮”的极左思潮的时期，在中国谁都很清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害死人。这个法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为的却是要向法国人介绍一部赞颂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过时文学作品。更使我惊异的是，他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在当今世界上，他最崇拜的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恰恰都在中国，并都被关起来了。第一个是江青，因为她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者”，第二个是王洪文，因为他是“革命工人的代表”，第三个是姚文元，因为他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第四个是张春桥，因为他是“革命干部的代表”。我告诉他，在中国人看来，“四人帮”是极其可憎恶的，他却固执地摇头。我当时感到很震惊：为什么奥莱弗对问题的理解与中国人恰恰是颠倒过来的？
这位奥莱弗先生是法国的左翼青年，他显然是市场经济竞争社会中的失意者，当我们深受平均主义乌托邦之苦，力求摆脱这种摧残人性的旧体制时，作为另一种文化中的反叛者与批判者，他却表现出对这种已经被我们否定与抛弃的理想的执着真诚的崇信。他憎恶市场经济，憎恶市场经济竞争带来的各种社会不公问题，他从对法国的市场竞争制度的批判中，附带形成了对中国李双双的公社食堂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温柔的联想，并进而连带产生了对“四人帮”的好感。似乎这四个人，坚持的正是他渴望在法国获得而没有实现的东西。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到法国，于是，仿佛久旱逢甘霖，他寻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他的理想的国家，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极左思潮盛行的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大锅饭体制显得无限美妙。他把对竞争社会的反感产生的逆向心理，以及对另一种反竞争的体制与价值观的热情，完全投射到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的人民公社上来了。
他曾相当动情地回忆起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日日夜夜。当年他只有十几岁。可以想象这个少年在当时人头攒动的街头是何等的活跃，那时巴黎街头通宵达旦的政治辩论，那是一个充满浪漫理想的火红的年代，似乎是人类伟大的理想最接近于实现的时代。
可以说，要与奥莱弗辩论中国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对你所列举的事实从来不感兴趣。他心目中的人民公社、公社食堂，以及他心目中的“四大政治偶像”，与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不想让你对“文革”的批评玷污了他理想中的人类制度的典范。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的充满诗情梦幻，他不能容忍别人去亵渎他心目中视为神圣纯洁的事物，虽然你当时在中国，他在遥远的法兰西，但他并不认为你比他对文化大革命有更大的发言权。有一次，我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我告诉他，如果他生于十八世纪，他可以参加欧文的公社，去实践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如果他生于十九世纪后期，他可以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的街头战斗。如果他生于本世纪初，他可以赶得上参加三十年代的反对佛朗哥的自愿军，投身于西班牙内战。只是现在他没有了这样一些实践左派理想的机会。我还略带反讽地说，你应该找到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那儿没有商品，没有金钱与任何货币，没有不公正，因而也没有我们现实中的种种烦恼与问题……。
奥莱弗听得很认真，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我说的是反话，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严肃而沉思的神情，他把头向天花板上抬起，并轻轻重复着我说的话，“呵，太平洋上的小岛……” ，他沉入想象之中。
后来他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的生活。他常为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小事发怒：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到洗衣店去洗一件衣服只要五角钱，而我们外国人要花两元钱？这太不公平了，难道这不是歧视我们外国人？这不是他想象中的中国。他的中国是不应该有这些“不平等”的坏东西的。他带着无穷的伤感回法国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一直没有给我回过信，他大概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右派，对于右派，他是不屑于回信的。
过了多年以后，在上海的一个文化沙龙里，我认识了一位法国女记者，言谈中，我告诉她当年我曾经有个法国同屋，名叫奥莱弗。没料到她说她正好认识他，并告诉我奥莱弗现在生活得很好，在一个大公司谋到一个职务，生活很安定。我要她回国后向奥莱弗代为致意。不过我至今仍然没有与我的当年的同屋建立起联系，也许这位法国女记者没有与他联系上，也许是其他原因。这些都不得而知了。我只是遥祝奥莱弗一生平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好人。
为什么说奥莱弗是一个文化浪漫主义者
如何来分析奥莱弗先生崇尚人民公社食堂这一文化现象？他为什么会对中国的现实产生如此颠倒的认知？我们可以把奥莱弗称为一个典型的文化浪漫主义者。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他对真正的中国并不感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把一种想象的乌托邦图景投射到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之上，通过这种方式来寄托他对本国现实体制与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满。
什么叫文化浪漫主义？在思想文化史上，浪漫主义是一个很难确切定义的概念，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被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文化思潮现象的比较，发现这一概念实际上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意义层面。首先，它指的是一种潜含在人类精神深处的特殊精神心态。它崇尚自发的冲动，独特的个人体验，强调人在冲决世俗平庸生活中的规范信条与习俗对人心的束缚时产生的高峰的生命体验。人类各时代的浪漫爱情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对于坠入情网的人们，他们在冲破世俗罗网时所感受到的欢悦之情与生命体验，在他们看来远比由此导致的实际后果如何更为重要。用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段话来说，“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束缚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与登仙般的飞扬感 。这会使他觉得即使为此而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这一段话再确切不过地表述了浪漫主义者为审美而牺牲功利的特点。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的“登仙般的飞扬感”，这一比喻可谓点睛之笔。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浪漫主义还有另一种由此派生的涵义，那就是主体把自己长期受到现实逆境压抑而产生的愿望与理想，不自觉地投射到某一他并不真正知道的对象物上去，人们经由这种潜意识的愿望投射，通过这种“主体向外扩张”的移情作用，来宣泄、抒发、寄托内心的深层愿望，并以此获得一种冲破现实束缚时而感到的人生超越感。
浪漫主义者往往把某种与现实生活的阴暗面形成对比的秩序状态作为精神追求的支点。这个支点可能是某种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或存在过但被美化了的“合理状态”。例如与资本主义初期工业化成鲜明对比的田园诗般的中世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的“浪漫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此类心态。浪漫主义也可以是某种与人类战争状态成鲜明对比的、和谐的、超凡脱俗的乌有之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属此类，这些被视为美好合理的社会秩序状态所显示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性的质朴和完美，乃是浪漫主义者深受现实环境压抑而形成的愿望投射。浪漫主义者的支点也可能是某种异国的社会秩序，在文化浪漫主义者的心目中，这种秩序与他生活的现实的黑暗或消极成鲜明对比。我的同屋奥莱弗先生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的理解，则属于这种类型。此外，浪漫主义者的精神支点也可以是某种经由人的“理性设计”的、符合他心目中至高的道德理念的新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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