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全球化神话与“国家的衰弱”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河 清 译
字体： 【大 中 小】
之所以这种保守的革命能够骗人，是因为其表面没有任何三十年代保守革命那种黑森林古旧田园的曲调，而是装饰有所有现代性的标符。它不正是来自芝加哥么？伽利略说过，自然世界是用数学语言写就。今天，人们想让我们相信，经济和社会意义的世界要用数学方程式运算。新自由主义是借助数学武器（和媒体权力），成为保守主义伪社会学的最高形式。这种伪社会学三十年来，是以“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更新近的“历史的终结”的名义登场。
“全球化”的神话，其功用是让人们接受一种复辟，回返到一种野蛮无耻、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了与这种神话做斗争，人们应当回到事实。如果看一看统计数据，人们会发现，欧洲劳动者所遭受的竞争，主要是在欧洲之内。根据我使用的资料来源，欧洲国家经济交流的70%，是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的。有人强调来自欧洲之外的威胁，乃是掩盖主要危险本是来自欧洲国家内部的竞争，和人们所说的“社会倾销”：那些低社会保障、低工资的欧洲国家可以在竞争中获利，但却把其他国家往下拉，由此迫使这些国家放弃社会福利的成果。这意味着，先进国家的劳动者为了避免这一往下的螺旋，有必要与后进国家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以保护自己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普及于欧洲所有的劳动者（这不那么容易，因为各国的传统不一样，尤其工会相对于国家的份量不一样，社会保障投资的方式不一样）。
事情不仅仅止于此。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有各种有目共睹的后果。许多英国的调查表明，撒切尔政策招致了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幸感，首先是在体力劳动者那里，而且也在小市民阶层。在美国，人们也可看到完全同样的情况。那些不稳定、低报酬的工作在增加（这使失业率人为地降低）。受到突然解雇威胁的美国中等阶级，也经受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由此可见，一个职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工作和工资，而且还在于该工作带来的安全感）。在所有国家，临时性工作的劳动者，比长期性工作的劳动者比例增加。不稳定性和“灵活性”，使劳动者失去那些抵销低工资的微弱好处，如职位稳定、医疗和退休保险。私有化，则导致失去那些集体性的社会保障成果。以法国为例，3/4新招雇的劳动者，都是临时性的。在这3/4中，只有其中1/4才能转成长期性工作。而新招雇的，大多是年轻人。因此，这种不安全感主要落在年轻人身上。我们已在《世界的贫困》一书中，揭示过法国的这种现象。在英国，年轻人的不幸达到了顶峰，并带来许多后果，比如犯罪和其他需付出极严重社会代价的现象。
除此以外，还有人类最珍贵的文化斗争成果，其经济和社会基础今天遭到破坏。文化生产领域相对于市场的独立性，在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斗争和牺牲下，曾不断扩大，但今天越来越受到威胁。“商业”和“商业性”的统治，日益强加于文学（通过出版的集中化，出版越来越直接受短期利润的限制），强加于文学和艺术批评（被一些最机会主义的出版商仆人和同伙所操纵，互相投桃报李），尤其强加于电影（人们可以问，如果不给实验电影制片人以制作和发行的手段，十年后欧洲实验电影还有什么东西留下）。社会科学亦然，被迫隶从于企业和国家官僚直接利益的指挥，或死于权力和金钱的查禁。
如果说全球化首先是一种辩解的神话，有一个情况倒是真的，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由于某些法律控制的减少和现代通讯手段的改善（导致通讯费用降低），人们日益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当然，统一并不意味着均匀一致。这个金融市场是受某些国家经济的统治，即那些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其货币被用作国际储蓄货币、从而在这个金融市场内享有很大自由余地的国家。金融市场是这样一个场所：统治者们，尤其是美国所占据的地位，可以使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制定游戏规则。金融市场如此统一在一些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周围，导致各民族国家金融市场独立性的减少。那些告诉我们应当服从必然性的法国金融家和财政稽核员，忘记了说他们是这种必然性的同谋，并由于他们，法兰西在让出主权。
总之，全球化不是均匀一致化。相反，它是一小部分统治性国家扩大对所有民族国家金融市场的控制。其结果是，国际分工被部分地重新定义，欧洲劳动者要遭受一些影响，比如一些资本和工业将转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方向，是减少民族国家资本市场的独立性。尤其是禁止民族国家来控制汇率和利率。现在汇率和利率越来越为一小部分国家手里的集权所控制。各民族国家的权力面临风险，受到携巨额资金的金融炒家的投机攻击，可能引发货币的贬值。左派政府显然特别受威胁，因为左派政府会引起金融市场的怀疑（一个右派政府即使实行一项不那么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也比一个即使实行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想政策的左派政府，要少一些危险）。是全球场域的结构，在施行一种结构性的限制。这给了全球化机制以一种宿命必然的表象。一个特定国家的政策，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在金融资本分配结构中的地位（金融资本分配的结构，决定了世界经济场的结构）。
面对这些机制，人们能够做什么？首先是应该想一想经济理论的局限。经济理论在估价一项政策的代价时，不重视人们所说的社会代价。比如，吉斯卡尔·德斯坦1970年制定的住房政策，它带来的长期社会代价表面上几乎无所显示。因为，除了社会学家，谁会在二十年后回想到这项政策？谁会把1990年里昂市郊的一场骚乱与1970年的一项政治决策联系起来呢？罪恶没有受到惩罚，因为人们遗忘了。所有社会批判力量都应当强调，把经济决策的社会代价归入经济计算当中。解雇，痛苦，疾病，自杀，酗酒，吸毒，家庭暴力等，用金钱、痛苦计算都是代价很高的事物，长期算起来到底要多少代价？我以为（尽管这会显得很犬儒主义），应该把统治性经济学的武器回敬给它自身，并提醒人们，即以正常的利益逻辑，严格意义属于经济的政策并不必然是经济的，比如会关联到人身和财产的不安全，以及治安等。更准确地说，应当彻底质疑经济的观点。这种经济的观点将一切个体化，无论是生产还是司法或健康，是成本还是利润。这种观点给效率一个狭隘而抽象的定义，默而不宣地将其等同于金融赢利。这是见利忘义，效率完全取决于人们衡量的目的：对于股民和投资者来说，目的是金融赢利。或像今天，这些目的包括顾客和使用者的满意，更宽泛地，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满意和快乐。我们应当用一种“幸福经济学”，来反对这种狭隘和短视的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将关注所有与在职有关（如社会保险）的好处，个体或集体、物质和象征性的好处，和所有与不在职或不稳定有关的物质和象征的成本代价（比如消费药品：法国保持着镇静药消费的最高记录）。人们不可能跟“暴力守恒定律”作弊：所有暴力都要付出代价。比如，金融市场以解雇、不稳定化等形式实施的结构性暴力，在或近或远的未来，必将报应以自杀、违法、犯罪、吸毒、酗酒和日常大小暴力等。
目前，知识分子、工会和各种协会的批判和斗争，首先应反对“国家的衰弱”。民族国家在外部受到金融力量的削弱，在内部受到这些金融力量的同谋，即金融家、高级财政官员等的削弱。我以为，被统治者们应当起来捍卫国家，尤其是国家的社会功能。这样捍卫国家，不是一种国族主义。人们可以反对民族国家，但是应当捍卫民族国家担负的“普遍”功能。这些功能也可以、甚至更好地由一个超国族的国家来完成。如果人们不愿看到德国联邦银行以利率主宰着诸国金融政策，是否就该努力建设一个相对独立于国际经济力量和民族国家政治力量、并能发展欧洲机构社会功能的超国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