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全球化神话与“国家的衰弱”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河 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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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家曾经是一种理性化的力量，但被用来为统治者的力量服务。为了避免这种情形，仅仅反对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是不够的，而应当发明一种至少在欧洲范围的新国际主义，以便给国族主义的倒退提供另一种选择。这种国族主义，由于社会危机，正威胁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我们应当建设一些能够控制金融市场力量的国际机构，实行“禁止倒退”（regrezionsverbot）——一个绝妙的德语词：禁止欧洲范围在社会保障成果方面的倒退。为此，工会组织绝对有必要在超国族的水平上行动，因为敌对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水平上行动。因此，应当试图铺垫组织基础，创建一种真正的批判性国际主义，以便真正对抗新自由主义。
最后一点，为什么知识分子在这当中形象暧昧不明？我不想历举（这将太长太残酷）所有放弃责任、或更坏去同流合污的形式。我只想举所谓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家的辩论。他们忙于经院性的繁琐游戏。当他们不想放任自流时，他们只局限于纸上论道地辩护理性和理性对话，或更糟，抛出一个所谓后现代、实际上“激进时髦”的说法。这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之变换说法，宣称批判诸大学说，或虚无主义地指控科学。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基于某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优最聪明者”（哈佛的格言）优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曾阐述：达尔文主义是他给经济人员宣讲的理性计算能力的根本）。在统治者国际的世界主义观念后面，有一种才能哲学：最有才能的人主宰，有工作。这意味着，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才能。这里有胜者和败者，有贵族，我称之为国家贵族，即那些拥有中世纪意义上所有特征的贵族。他们是靠教育、据他们自己说是靠才智获得权威。他们说这种才智是上天的禀赋，而我们皆知，事实上它是社会所赋予，才智的不平等乃是社会的不平等。才智论意识形态极适于解释一种类似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对立：一边是有才能、占有很少高薪职位的全权国民。他们可以挑选雇主（而其他人最幸运的情况是被雇主选中），可以在国际劳务市场中获得很高的收入。他们无论男女都超度繁忙（我读过一篇很精彩的英国研究论文，描写一些高级雇员夫妇疯忙的生活：他们满世界跑，从一架飞机跳上另一架飞机，收入高得令人眩晕，他们四辈子也花不完）；而另一边，是注定干不稳定工作或失业的芸芸众生。
马克斯·韦伯曾说，统治者们总是需要一种“特权的诡论”或社会学诡论，即为他们享有特权作理论的辩护。今天，才智论是这种社会学诡论的中心。这种社会学诡论当然被统治者们接受（这是他们的利益），而且也被其他人接受。在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人和长期失业者的苦难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始终有点说教的盎格鲁—萨克逊意识形态，把穷人分为无道德的穷人和值得同情的穷人。除了这种伦理的说法，现又加上了才智论的说法。穷人不仅无道德、酗酒、败坏，而且蠢笨、无才智。在社会的痛苦中，很大部分是学历的痛苦。学历不仅造就了一个人的社会命运，还决定了人们对这个命运的自我感觉（这无疑有助于解释所谓下民的被动性，动员他们的困难性等）。柏拉图的社会世界观与我们的技术官僚非常相似：哲人，卫士，人民。这种哲学潜移默化地铭刻在学校教育体制中，深深内化，非常强固。为什么有人从参与型知识分子走向“退出”型知识分子？部分地是因为知识分子掌握文化资本，尽管他们是统治者中间的被统治者，他们还是属于统治者。这就是他们暧昧不明、参与斗争软弱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模模糊糊地赞同这种才智论意识形态。当他们反抗时，像1933年发生在德国的那样，还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文凭保证的才智，却没有得所应得。
（本文是作者1996年10月在雅典希腊劳工全会上的讲话）
皮埃尔·布尔迪厄（1930—），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现居巴黎。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等。
河清，学者，现居杭州。主要著作有《现代与后现代》、《民主的乌托邦》、《静之象》（法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