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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自述
作者：潘石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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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周期不像西方那样，规律性的多少年波动一次，股票、利率都是晴雨表。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就是一些突发性、政策性的事件，影响非常大。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如果这两个机会来的话，市场一定会火爆，这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一百万的房子，银行提供八十万的按揭，就拿二十万。这个社会能拿一百万的不多，但拿二十万的比例就会相当大，而且人们也普遍都会有信心。一开始做现代城，我就感觉到了启动按揭这个机会，我想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不管天上下的是雨还是油，你一定要有个容器把它抓住，这个容器就是现代城。
1999年春节把我们等得苦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事去年就应该成了，怎么这么困难?想着它应该马上到的，它就是不到。我们请来了建设银行行长，跟他讲银行按揭如何好，我说你给国企放款回不来，个人借的款肯定都会还。他说我担心的主要是银行风险，你能把我说服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一狠心，提出由我们发展商存款给客户做担保，个人按揭如果按月不还款，银行追不过来，我可以给你建设银行账上存上几了，缺少发展空间。
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周期不像西方那样，规律性的多少年波动一次，股票、利率都是晴雨表。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就是一些突发性、政策性的事件，影响非常大。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如果这两个机会来的话，市场一定会火爆，这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一百万的房子，银行提供八十万的按揭，就拿二十万。这个社会能拿一百万的不多，但拿二十万的比例就会相当大，而且人们也普遍都会有信心。一开始做现代城，我就感觉到了启动按揭这个机会，我想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不管天上下的是雨还是油，你一定要有个容器把它抓住，这个容器就是现代城。
1999年春节把我们等得苦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事去年就应该成了，怎么这么困难?想着它应该马上到的，它就是不到。我们请来了建设银行行长，跟他讲银行按揭如何好，我说你给国企放款回不来，个人借的款肯定都会还。他说我担心的主要是银行风险，你能把我说服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一狠心，提出由我们发展商存款给客户做担保，个人按揭如果按月不还款，银行追不过来，我可以给你建设银行账上存上几千万，客户不付款，你就从我们账上把这钱划过去，我们负责去追他。因为他住的是我们的房子，我们让保安天天去催，不怕他不交。最后他说，这样细想倒也没什么风险了。我们找到了支行的行长，他说，我们五十年代就给个人贷过款，买牛买驴贷款，一分钱没收回来，现在还欠着呢，不贷!结果又是一个．月过去，还是不贷。我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它就是掉不下来。
后来我和张欣在钓鱼台开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又碰到建行行长问起我们情况，问按揭办了没有，我说，一分钱没办，还是不放心，观念的问题。行长着急了，把他的助理叫来，说你去过问过问这事，这不是对一个项目的问题，是启动中国经济的问题。他助理说，那我这是拿着尚方宝剑了，过了一星期，建行各处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开始放按揭款了。
这时，突然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行长找我，说现代城项目我们也要来做按揭。我说建设银行在做，他们也做得挺好，建行行长已经在现代城现场两次办公了。他们说我们的服务比他们还好，我们直接把终端机接到你们现场。工商银行的速度特别快，建行一看他们速度快，就比着干。然后中国银行一看这业务好，也来了，招商银行也要来签协议，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银行按揭在短短一年之内发展得 很快，给我们帮了大忙。
第二个时机我一直等着，还没等来，就是二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现在把很多人的购买欲望压住了。你可能已经有了一套房，70平方米，已经住了二三十年，可能不愿住了。可这套房不出手就让我买新房，一是资金上有问题，另外把这房放在那里也是个浪费。要是这套房出手，银行按揭又能给帮助，我为什么不住好房子?二手房市场现在嚷嚷了有两三年，就为东一个章西一章，到处卡而无法启动。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交易所，去的话二十分钟办完不就得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机会，北京大约有两亿平方米的公房，这其中如有10％的人想换房，就是两千万平方米。两千万平方米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大，而且这部分人的购买力已经压抑了很多年。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所以我有意识地经常要走出去，换换状态，包括到国外去看人家的生活方式。去年到青藏高原，缘由是因为《阿姐鼓》里的音乐，它使我感觉到一种对生与死新的理解。在西藏你感觉到一种崇敬，那是一个特别干净的地方，大自然，天空都干干净净的。在那里超过了世俗的感觉，居高临下，老有一种想山下人在干什么的优越感，实际山下是根本看不到的。等到下山，就发生了邓智仁挖现代城销售人员的这档事。
我想是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给我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变了。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要允许媒体说话。当时全世界媒体都在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恨不得全世界的人能把克林顿的裤子扒了。但他尽管脸上很憔悴，还得出来参加晚会，会晤外国记者，这压力有多大!这说明人还要有专业化的精神，还得强大；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公开化的社会，不要想隐瞒什么事。媒体公开与社会的公开，实际形成了一个良性监督机制。
有人把一段时间我对媒体的态度称作危机攻关，我只是对媒体的曝光采取了配合的姿态。因为我感觉到，你从事的这个行业和你的工作要给别人带来价值，你所提供的产品与你的经营理念要经得起别人的检验，否则你这个人与你干的事都不可能长久。
后来现代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大约首先是因为它的创新理念。建筑的发展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人们操纵与驾驭原子的能力，主要是指原材料与设备。原来用普通的木头、石头盖房，只能是固定的高度，超过一定高度就没法盖了。农村的房子、大梁的长度就决定了房子有多大。变成钢筋混凝土后，高度跨度就都有了变化。人们控制原子、分子的能力在发生变化，它体现在，一是钢铁二是玻璃，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原来炼钢很麻烦，现在大量钢材卖不出去。现在一座大楼所用玻璃的量，可能超过古罗马一个国家所用玻璃的量。第二是能源的影响。实际上只有一个根本能源，就是太阳。太阳能让树吸收，树到了地下变成煤；让动物吸收，让鱼吸收，压到海底下变成石油；还有电，原动力也是太阳。建筑里使用什么样的能源，对建筑的影响和发展是很大的。第三就是信息的影响，信息与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许多规则。原来的生活方式是在特定时间，八点钟一定得上班，你干什么他干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现在，随着信息越来越畅通，工业时代的界限正越来越模糊，在家里也可以办公。以后的情况，应该是家不像家，办公室不像办公室，而且这样的形式可能是最有效的形式。
从这三方面出发，我们把SOH0的观念作为突破口，强化材料与结构上的创新，对最有效形式的追求得到了大家认可。
(潘石屹让妻子张欣来回忆现代城设计过程中因为创新而引出的争论，张欣说：
最开始做现代城公寓部分设计时，我们希望给市场提供较有品位的房子，但并不知道什么叫好房子。我在欧洲、美国、香港呆过，欧洲和美国的房子大，香港则比较注重使用率。我想把两者结合起来，又要空间大，又不要造成浪费。怎么叫不要有浪费?比如开始发现设计师有一个惯性思维，一进门就要有一个玄关。玄关这个东西来自日本，可能也是从咱们四合院的布局传过去的，强调隐蔽性。四合院隐蔽是应该的，它一家几室同堂，那么大的门脸。现在在有限空间里还要划出这么一块，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人，我们就认为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从，质性中去掉。
另外有很多人说我这睡房要20平方米?30平方米?40平方米?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当然越大越好。在有限情况下，究竟怎样才叫合适呢?我们把空间分成白天的区域与黑夜的区域，睡房属于黑夜的区域，客厅是公共区域，属于白天，我们尽量把最好的朝向、最好的光线献给白天的空间，黑夜就为睡觉，睡觉你还要拉上窗帘，所以睡房的空间就可以让给客厅。人们往往都理想地考虑问题，其实我们只能在有限空间里寻找有效面积。在有限空间里把面积更大地体现出来，还有一个视觉空间的问题。扩大视觉空间的唯一办法就是玻璃，玻璃面积越大，墙的面积越小，视觉空间就越大。我们当时想用落地玻璃，这当然道什么叫好房子。我在欧洲、美国、香港呆过，欧洲和美国的房子大，香港则比较注重使用率。我想把两者结合起来，又要空间大，又不要造成浪费。怎么叫不要有浪费?比如开始发现设计师有一个惯性思维，一进门就要有一个玄关。玄关这个东西来自日本，可能也是从咱们四合院的布局传过去的，强调隐蔽性。四合院隐蔽是应该的，它一家几室同堂，那么大的门脸。现在在有限空间里还要划出这么一块，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人，我们就认为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从，质性中去掉。
另外有很多人说我这睡房要20平方米?30平方米?40平方米?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当然越大越好。在有限情况下，究竟怎样才叫合适呢?我们把空间分成白天的区域与黑夜的区域，睡房属于黑夜的区域，客厅是公共区域，属于白天，我们尽量把最好的朝向、最好的光线献给白天的空间，黑夜就为睡觉，睡觉你还要拉上窗帘，所以睡房的空间就可以让给客厅。
人们往往都理想地考虑问题，其实我们只能在有限空间里寻找有效面积。在有限空间里把面积更大地体现出来，还有一个视觉空间的问题。扩大视觉空间的唯一办法就是玻璃，玻璃面积越大，墙的面积越小，视觉空间就越大。我们当时想用落地玻璃，这当然有很多阻力，阻力首先就来自公司内部。我们公司的人就说这不行，这么高的楼，站在边上还把人吓死，说这审批肯定通不过，还认为这玻璃面积大了，不能承重，风一大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风压。我当时就不信这个邪，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房子，香港寸金寸土，一点点房子就靠这来拓展空间，所以许多房子都是落地玻璃，风压问题可以找工厂解决。还有就是阳台，北京的阳台实际没有用，每个阳台其实都封上了，封起来晾衣服种点花储存点大白莱。要是把中间墙去掉，变成客厅的一部分多好。因为这几平方都是花钱买来的，拿十几、二十平方米做了阳台，整体庄稼汉就少了解这些平方米。这在一开始也受到阻力，工程人员说，北京习惯就阳台，没阳台的房子卖不出去。
现在回想起来很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现在大家认同，当时每步推行都很困难，所有问题都是斗争结果。我们追求的是最佳效果，把能压的都压下来给客厅。所以大家看我们的房子，都说你们的客厅真好，就是这儿那儿的小了一点，他就不知道客厅好的前提就在压缩了别的东西。
村料的争论在当时也比较大。按当时的标准，先是大理石，然后是不锈钢。我们想把钱放在永久性的地方，比如窗户、暖气。我们用德国维卡的窗，中国原来用铸铁的暖气，又是漏水啦，又是生锈啦，然后用破木头包起来，又占了半平方米，我们选用的这个暖气是现在欧洲很流行的暖气，我跟厂家联系时，连生产线都没上呢。现在这家厂的产品紧俏得不得了，商品房再也没人用铸铁的暖气。
我记得做现代城样板间时，第二天就要做好了，前一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反映糟糕的不得了，他们要敲掉了。我去一看说，不是挺好吗?我们一个部门经理，还有一个投资商，说这个样板间要砸在你手里了，什么木头啊，都用的是最简单的东西，没有花岗岩、大理石，又没有水晶灯。墙还是活动的，是黄色的，说墙不能用黄色的，北京的面的才是黄色的，非说要拆。我说你明天等我交工了再拆行不行，不差这一天吧。后来总算宽限一天，我们连夜赶出来，放上家具，他们也就说好了。现代城的颜色归功于建设部设计院的设计师崔恺。崔恺是喜欢大胆创新而总是没有机会，我跟他合作，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大胆创新。崔恺说，如果我把房子涂成各种颜色怎么样?我说好啊，北京到处都灰乎乎的，咱们把颜色搞鲜艳一点，多元化、多色彩才是美好的。他听了特别激动，再好的设计师，你给他空间，他的创造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不给空间，出来的都是垃圾。)
我们计划今年之内编两本书，第一本《SOHO现代城批判》现在已经出来，立意是讨论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建筑。我们可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一些思考：社会、材料、设备都在变化，这种情况下究竟什么建筑能适合人们的心理习惯。第二本书打算出《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把所有客户对现代城的投诉汇集起来，把它们完全暴露在公众的监督面前。
投诉之后如何改进，这是服务、管理上的事。我们到哈佛去，感觉他们没有多少管理概论之类的东西，都是案例，提供一个个案例让你思考。所以我想，出员工手册、出制度，不如给员工搞这么一本《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不光让付给我们钱的人投诉，我们付给别人钱的，你服务不好也应该投诉。前一段，我们公司原来的工程总监因为与部门经理闹矛盾，最后要离开了，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窝火。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甘情愿；我现在窝火的是我是甲方，让乙方告状，乙方给我气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问他甲方乙方有什么差别。他说，甲方就是掏钱的人，人家就得听我们的。甲方乙方在合同法上是平等的，但商场上，乙方求着甲方，甲方是业主，乙方是施工方，是供应材料的，在中国人观念中，服务意识上是不平等的。我给你掏钱，你就得求着我。这就构成了中国的独特文化景观：官大的一个样，官小的一个样；有权力的一个样。
我强调，房地产开发商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事，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这个服务不是指表面上要有多殷勤，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看产品质量，而最缺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读到孔子说，人的最大的弱点是“迁怒”，当时不明白：人贪婪、丑陋的东西有多少，为什么单单迁怒成了最大毛病?最近我仔细反思，发觉大部分人有一个毛病：你给我气受我给他气受。老婆给我气受我就给员工气受，员工给我气受我就给儿子气受；服务员给我气受、出来我给卖东西的气受；一个机构，一个人反复迁怒，就像病毒一样传染，社会就会变得浮躁，大家没信任感，没安全感，一点也不能和善。我们作为一个机构，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骂你骂得有道理就改正，没道理也应像一个容器一样，把这迁怒过来的怨气承载下来，不让它再传播出去。
我们提出“无理由退房”，其实也是针对这种思考而言。因为现在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普遍低，所以市场缺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就想从根本上解决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问题。
房地产发展商现在在社会中，是一个特别尴尬的角色，不是原来批判炒房炒地那样的尴尬，而是没有一种理论支持。就像有人比喻的那样，说房地产发展商与城市的关系，就像疯牛进了瓷器店。现在的建筑师都有反建筑主张，把厂房改造改造就行了，别建新房子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的，人为建造的建筑都被认为是垃圾，这是现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普遍能接受的观点，这就使我们这些发展商缺少合法地位，深圳不是把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排名了吗?倒数第一是坐台小姐，第二股评家，我们是不是排在第三?
人与自然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建筑未来的发展可能不受制于交通、信息，而是受制于垃圾。我最近刚读过《垃圾之歌》，本来有了垃圾，该烧的烧，该腐烂的腐烂，现在人们为环保而把垃圾堆起来，没氧气也就没细菌了，就不会腐烂而成为文物了。一层一层的垃圾堆成山，考古学家用大钻头往下钻，取出样本垃圾里，报纸的年月日都能看清。人们在环保过程中实际也在破坏环境，堆起的垃圾山就使这世界上永远有这么一堆垃圾，这说明越追求事物的本质，就离事物越远。
前些天看凤凰卫视杜宪主持的节目，反映美国黄石公园在八十年代的一场大火，着了好几个月。美国政府与学者都认为这场大火不能灭，是一种自然界把能量释放的过程，只有把老树烧了，新的物种才能茁壮成长。而这时市民开始游行，声讨“无能的政府”，美国政府没办法，出动了好几千人，出动飞机喷洒化学灭火物质，结果这火根本灭不了，大火烧过后两三年，专家们发现新的物种全出来了。这说明树在成长时产生了腐烂杂质，积到一定程度，雨水、细菌正好把落叶氧化成肥沃的土壤，形成良性循环。落叶越堆越高，没法向大自然释放，就只能着火。
我以为一块土地的净化可能会经过不同阶段。一段时间可能长的都是松树，过些日子，周围环境变化了，不长松树了，变成阔叶林；又过些日子，阔叶林变成灌木，灌木完了又变成草原了；它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变化。这是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房子呢?北京城明朝清朝时建成了，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一定程度，技术水平、材料、交通、能源变化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自动变迁。不要人为地去担心，人往往把自己看得太伟大，把自己当成大自然的观察者，认为人自己对大自然的影响太强大。其实，在大自然面前人显得很渺小，大自然的能量要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能量大得多。其实可以从另一个社会变化的角度去思考，在工业社会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交流需要凝聚到一个点上，成本才低，离得远交往成本就高。信息化到来的其中一个变化是把城市拉平，不是像摊大饼式的拉平，而是在周围形成像硅谷、星座这样的生长点。城市密度究竟应该有多高?其实完全没必要从环保角度操心。有人认为建四合院，搬到郊区才是环保，但马来西亚有个建筑师却认为，只有城市中的高楼大厦才是最环保。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认为每个小乡村不管搬到哪里都是在地球上，每个房顶都会形成热岛效应。高楼从容积率上说，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成为绿地，而且把平行的交通改变成垂直的交通。他认为，摩天楼可以帮助大自然空气循环，摩天大楼多的城市降雨量会高10％至15％；另外对鸟也有好处，因为热气往上走，昆虫往上飞，鸟能吃到食了。看来高的建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
我小时候在农村，家境贫苦，穿衣服一定要穿破了才舒服，吃饭可以吃好东西，但一定要吃完，剩下一大堆浪费我心里就会不舒服。坐飞机一般情况下都是坐普通舱。张欣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她的大老板是美国前十大富翁的儿子。一起去上海时，我的秘书照章办事，就给我一个人订了普通舱，其他人都是头等舱。后来到机场一看坐不到一起去，美国人特别客气，说你还是换个头等舱行不行，这个航班没了，我们一起等下一个航班结果让人家一大帮人一起在机场坐了两小时。这些都是我不入流的习惯，但我自己觉得舒服。
我现在看禅的故事和书和两三年前不一样。原来是虚无缥缈的，现在好像有了点理解。原来尽管禅说不要被形式所左右，没有经典也没有权威，没有崇拜没有偶像也没有寺院，但我以前想把悟性的东西用理性去作解释。越想理性牵强地去解释，越是偏离了禅的本来意思。我从内心里就喜欢禅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拿着禅书就会感觉特别平静，比较注重简单。人们追求形式上的繁琐，总是表现得没有自信心。
我一般早上八点起床，晚上一般每天都是十二点以后睡觉。对运动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应付工作，也会看孩子。这次张欣生孩子，我一个月时间完全脱离公司工作，就是侍候老婆孩子，人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生活安排。生孩子对母亲与孩子都是特别大的事，一个新生命要出来，别的事都可以慢待一些，惟有这事太重要了。多少生命刚出来，稍微疏忽一点，就出了问题。看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但跟孩子接触也可以让你平静下来。这社会有时会不断让你往前跑，人家官职比你大，做的事比你大，挣的钱比你多。孩子能让你感觉到人的一种原始状态，使你把周围的一切带回到单纯的状态。看到刚出世婴儿的状态，你就会感到在人生的道路上误入歧途走了多远!我从骨子里还是一个挺封建的人，家庭观念比较强。小时候在那样一种家庭中长大，对家庭成员与家庭外成员的界限，对家的顾忌程度，要比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的人强。城里人的进步，就是对家庭内外成员的界限，要比像我这样从比较荒凉的地方来的人要淡化一点，对外面朋友与家里成员的轻重程度不像我一样重。我从骨子里还是大男子主义，从小受潜移默化的影响，认为男人要说了算，老问女人意见，男子汉角色哪里去了?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变化，到国外去，看到男人不管是多大的官要给女人开车门，处处要把女的照顾好，如果一帮人出去，一定先要让女人处处满意。我看这不掉价，这是文明社会的意识。想不明白才是老农呢。所以我现在有意识地在改变自己，接受文明。要是在二三十年前，突然发现一个男的老给女的拎包，跟在她后面走，我一定不能接受。
挑战的境界，我原来有过，但我好像生下来就不爱赌博，连麻将扑克都不打。
朋友拉着去拉斯维加斯，我就换了一百美元放在那儿。没了就出来睡觉去了，完全没有乐趣。在前一段时间，挑战的意识，觉得要做好，做大，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现在这热情好像在慢慢消褪，觉得这不是特别本质的东西。现代城做完了，员工们都在着急地问有没有新项目，我反而平静了：先不要着急，不要急功近利，有和无、难和易都是相对的。
最近特别强烈的想法是想做一个“中国建筑师走廊”。我想在长城脚下，一平方公里，都是参天大树，让最好的中国建筑师去设计成不同的风格，给年轻的建筑师提供一个机会。中国建筑师受各种影响太大，没有机会发展，放开他们的手脚，看他们能不能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品。
口述者：潘石屹，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资料整理者为成林。
资料提供者：张小文，编辑，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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