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2期
民营企业家自述
作者：潘石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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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我从机关辞职下海。当时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这个局有四万多人，光机关干部就有一千多人。我辞职是因为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当时胡耀邦穿一身西服都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我慢慢觉得，我在机关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没用的。可能我们机关只有一个部门，就是输油管理的调度室有用。我感觉到随着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我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八十多元人民币，买去深圳的火车票，到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十几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进了深圳。在深圳的这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香港一些严重污染的工厂要迁往深圳、珠江三角洲，我们帮助做一些前期工作。深圳天气热得不得了，语言也不通，还经常加班加点，感觉非常压抑，刚下海心理也脆弱。没下海前，在机关收入、福利待遇各方面相当不错，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每月还有二十元的野外津贴!我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走回头路，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这是我下海后唯一支持我的人。1989年，我跟了老板上海南。那时的海南，完全是个荒岛的感觉。第一是没电，黑灯瞎火的；第二是又脏又臭又乱。我记得第一天上岛，安排在海滩边上住，整个枕头湿乎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和一个朋友沿着滨海路海边往前走。当时有的人就在海边大便，那边有人大便，这边就在进行手表交易，手表贩子把袖子一拉开，胳膊上各种各样的手表。我朋友挑中了一块，那卖表的说不卖给你。我朋友说，为什么不卖给我?他说，没钱你买什么?说你的钱包已经给人偷走了。我们一看那小偷偷了钱包也不跑，就在那里蹲着。我们追，他就跑，小偷人跑得快，我们跑不动了，他也停下来，又在那里蹲着。这是我对海南的第一个印象。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回去了。我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我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三百多个民工。那时所有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我那时年轻，责任心还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我是厂长，还有一台吉普车，这一段时间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虽然条件也艰苦，心情还比较愉快。
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我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我们一共六个合伙人，一个是冯仑，他原来是海南体改所的副所长，曾经到牟其中那里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牟其中那里投资公司当过总经理。我们当时没有钱。我们有个朋友，是个女的，听说我们注册了公司，跑来一看，办公桌还积了很厚的灰，就说跟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往来，要出问题的。
我们基本是炒房炒地起来的。没钱怎么办，说找到了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当时他们的老板认为我们这帮小伙子可以，于是达成一个条件，给我们贷款五百万人民币，利息好像是20％，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第一笔种子资金。这个条件今天看是天价，但当时真就有点像天上掉下来五百万!
拿到钱后，先买进了几座别墅，我们当时不到三千元一平方米买过来八栋。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没人要，出不去，这可麻烦了。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就盼着海南发展……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是因为要没有他，我父亲就不会平反，我也不可能离开甘肃，我们现在还可能在受苦受穷。二是要没有他的南方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有人要来买别墅了，就得益于南方讲话。先来了山西的大老板韩九吉，我开价四千，又来了一个内蒙的，我又开价四千一。我想这是最后一赌，反正有人要，打的就是心理战，就一直往上抬。这可把山西来的韩九吉气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谈判呢?他两个儿子说不谈了，咱们走，老头说沉下心，再谈谈。我跟他说，我重合同我也会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我不断将开价提高。结果，大约四千二出去，韩九吉买了三栋。没多长时间，又有两栋六千元一转手就出去了。，另两栋卖给了内蒙古人，其中一座他自己住着，挂一块牌子“为吉祥起见，我这座别墅的价格是8888”，结果砸在手里，现在也没卖出去。在我的婚礼上，韩九吉专门扛着山西的玉条、景泰蓝，用大布包着，非要直接送到我手里，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跟在海南炒地的时候一样，感觉就像现在的“．com”公司，谁都觉得荒唐，没有这么做公司的。但去年我去硅谷，跟一些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整个抬市过程中，你身临其境，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掌握好一个点，到一定程度能出来就行了。这个大市起来你不介入，这是愚蠢。聪明人就是别随波逐流，你能往上走时就走，当别人还在往前走的时候，你认为该退的时候就退了。
1990年的时候，海口有两个数字引起我的注意：常住人口15万，暂住人口50万。而我当时去规划局看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每人50平方米，当时北京人均才7平方米多一点。一个还很穷的地方，人均5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我感觉快出事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想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我几年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那时有了点钱，再也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可以吃顿好饭，坐出租车了。看了一圈回来，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五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先跑到怀柔，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怀柔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我们也很能谈的来，说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说咱们发展经济要思想解放一些，我到国外去，人家营业执照只注明什么东西不能做，剩下的都能做，过了两三天，工商局给我们批准了执照，注册后就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百无聊赖，什么事也没有，倒也清静。就在这时，海南岛已经搞起了股份公司。一天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突然听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四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我跟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他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六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我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正好冯仑认识他。贺阳说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我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我当时在北京没有多少熟人，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在煤炭部工作。他从日本一回来与我通话，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找上几“中字头”的公司做发起单位。当天，我们一起与他父亲商量，决定找一找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与他们谈了我们的想法，都很快就同意了。说这两个单位估计你盖个章没问题。中国华诚集团，也就成了我们万通的发起单位。我问冯仑，注册资金应该多大，他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的，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我说，咱们在海南岛呆过，都比较迷信，八不就是“发”吗?我注册八亿吧，大家都同意了。注册时就叫“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我找了个小伙子准备材料，结果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马上批了。
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第二个时机我一直等着，还没等来，就是二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现在把很多人的购买欲望压住了。
公司注册下来后，股本金怎样到位呢?而且给我们规定两个月就得到位，否则两个月以后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我想到了广告，我们在《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整版的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我们起草时学习海南的叫法写成了“招股通函”。《金融时报》一个整版要四万元，因有位员工的父亲正好在这里工作，就打了五折，交了两万元。
广告印出去后，这件事情搞得我焦头烂额。我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证监会副主席先看到，马上给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打电话，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又给北京市打电话，让我们去汇报情况。这件事我不知道是犯了错误还是没犯错误。到了中南海边上的体改委，一进门，体改委几个处长都在，一人手里拿个复印件，都是我们在报上登的广告。在这之前，我专门找过北京市体改委的主任，主任说，这是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又没说北京市应该批多大，我们批八个亿，批八十个亿也是我们的权限，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当时社会上风风雨雨传说，我们自己也很紧张。我一到会上才发现，外面说的和体改委关心的，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定向募资，体改委关心的是文件下发后，定向募资到底怎么做，政策怎么进一步制定。他们问我，我就拿着资料一边流汗一边说，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满脸是汗。当时有个司长说，小伙子你别紧张，慢慢说。他问我，你给你的股东发的股权证是什么样?我说我已经印好了，每人发了一张。这个股权证我是在印人民币的白纸坊印的，用与人民币一样的纸张，还带着水印，就是尺寸比人民币大一点。背面是一个一个框，谁转让给谁都可以盖章，并且把国家体改委关于股权证的规范意见一条条都印了上去。那个司长说，这还真不错。他又拿出一个海南做的股权证，说这就是街上买的收据，代股权证。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我一听这事没那么糟糕，就放心了!他们说，我们这政策刚出台，还得总结经验，不要出问题。这个规范意见回过头看，实际上我们国家走了一段特别大的弯路。这一切就因为公司法迟迟出不了台。公司法如果早出台，所有事都统一了起来，正因为公司法不通过，才出了一个政府的规定，使定向募集公开发行，法人股、个人股这些东西都乱了套。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
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没抗药性。当初我们打了大约有一千万元的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工程还挖坑时就销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回头对当时的状况不可想象：成本每平方米三万元。
万通广场一做完，大家有了钱，这六个合伙人就各想各的了，批判我太老财了，守着北京的一块都不给兄弟们搭舞台。我呢确实比较老财，几百万可以，上亿往外投，我基本都持反对态度。但这时候也反对不了，还是投。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然后收购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投资几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并且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我们都冲昏头脑了，原来量的时候就像天平上的刻度，多少克多少克的，现在成了大秤了，说是咱们粗点量，只要量个大概就行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在北京保利大厦前的一条小街道上吃饭，吃一盘菜，我记得是一盘土豆丝，就为到底是八元还是五元钱，就和饭馆的服务员争起来了。可那时候我们正在大笔大笔地往外投钱。
没见过那么多钱，突然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找不着感觉了。现在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市场经济初期，也必然要犯这样的错误。只不过我们迷惘了一段，马上就感觉不对了，马上觉得我们要给这个社会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回报。如果账面上得到那么多钱，总觉得来得快去得也快。
钱的积累从小到大，越积累越多，多到一定程度，突然觉得像丘吉尔在二次大战时说的，“猴子爬得越高，它的屁股就看得越清楚”。
当时我强烈地想看看国外的人有了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是怎么吃饭怎么穿衣的。另外也一下子特别喜欢历史，历史上那么多人一旦拥有金钱、财富、权力时，他是怎么过来的。我过去读历史不系统，南怀瑾的书教给我一个怎样学中国历史的方法，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就每天背一段，对我就特别有启发。刚开始看时看不懂，现在成了我生活中的老三篇了。1995年我到欧洲，看到他们越有钱越低调，不像国内有些人挣了钱一定是金链子，面部表情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他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令我们不可想象。
从国外回来就开始注册自己的公司，离开万通，对我而言还是挺痛苦的。成立自己公司后，首先是关于商业经营上的冲突。张欣在剑桥大学毕业，受过非常正规的西方训练，崇尚的是理性、民主、人文关怀；我呢，土生土长中国老农民的一套。张欣天天要开会，就像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那种形式，每一件事大家要讨论，要跟大家说清楚。结果我是一个说不明白事的人，我原来一直是跟着感觉走，我感觉对了，下面的人都跟着我走，你别问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像国外的辩论会一样，我明明知道这些人说得不对，却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这一段时间就特别痛苦。最后我跟他们说：一个国家要民主，一个企业要独裁。一个国家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一个公司再这样民主下去就不行了。当时就和张欣吵架，她认为民主才是有生命力的，你为什么想说清楚而表达不清楚?肯定是你的表达缺少训练。
结果还是以我的意见为主，我认为做生意不要用嘴去说，不要用眼睛去看，要闭着眼睛去听去闻，寻找这样一种感觉。冲突最激烈时我们差点离婚。
房地产发展商现在在社会中，是一个特别尴尬的角色，不是原来批判炒房炒地那样的尴尬，而是没有一种理论支持。
我们这个公司的成长当然与现代城紧紧联系在一起。现代城这个名字是北京市一轻局的领导起的，他们是地主方，已经起好了名字。我觉得这名字还可以，没想封现在能成为一种概念，唯一考虑不妥的是不平和，现代过一段就不现代了。
做房地产一要看地段二要看时间，有许多项目地段选得很好，资金也很有实力，做砸了就因为房地产周期的经济波动。你要在高潮时进货，低谷时往外推就做反了，再有能耐也没办法。现代城原来是北京二锅头酒厂，一星期出酒糟的两天根本就没法进来，出酒糟的臭味连国贸大厦都能闻到。我自己下决心建现代城之后，我又派两个助理看了一圈回来，向我汇报，我说你们不要两个人一起汇报，一个一个说，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没独立判断了，结果一个助理对我说，潘总，这项目你别做了，地方糟透了，另一个委婉一点，也说这项目不能做。我要说服大家，先得把我老婆拉着一起去看。走到现在二号楼这个地方原来是个仓库，开始下雨了，里面全是烂泥，臭得不得了，也走不出来了。张欣捂着鼻子说，这地方真不行，别做了。
我回去后就一个个做工作，我以为关键要看时间。我们至少在两年以后做，两年以后意味着京通快速路要通车，复八线地铁要通车，这儿就像长安街一样，成为长安街的延伸。而通惠河两岸原来长着芦苇，臭得不得了，按北京市规划，只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一通过验收，这河就变成清河。为这事，我专门跑到高碑店去看污水处理厂建到什么程度。我说如果这几个条件具备，我们做四十万平方米，住上三千多户人家，四边全是路，是个不错的小区。他们说，咱们也没做过房地产，就听着吧。
我研究过北京的整个城市格局，解放前主要沿南北走向建设，整个中轴线是政治中心，也是建筑中心。解放后因为中轴线不可能发展，所以长安街两边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前基本在西边发辰，那时东边三环路上两边是白杨树，路两边晒着玉米。东边规划时，当时故意开出一片区域，涉外饭店、使馆、外国记者都集中在这里，使这里正好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改革开放后一下子发展起来。东三环、东二环这个区域汇集了70％的四星、五星级宾馆，这个区域就成了新的发展线，现代城在这区域边上，有互补性。香港人到北京选地，都把天安门、故宫、中南海作为中心点，认为离这点越近越是好地，像东方广场、新东安、恒基中心、新世纪……实际上北京整体规划是一个锅的形式，二环内不能有太高的建筑，限制是45米，恒基中心做到八十多米已经破天荒了，缺少发展空间。
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周期不像西方那样，规律性的多少年波动一次，股票、利率都是晴雨表。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就是一些突发性、政策性的事件，影响非常大。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如果这两个机会来的话，市场一定会火爆，这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一百万的房子，银行提供八十万的按揭，就拿二十万。这个社会能拿一百万的不多，但拿二十万的比例就会相当大，而且人们也普遍都会有信心。一开始做现代城，我就感觉到了启动按揭这个机会，我想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不管天上下的是雨还是油，你一定要有个容器把它抓住，这个容器就是现代城。
1999年春节把我们等得苦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事去年就应该成了，怎么这么困难?想着它应该马上到的，它就是不到。我们请来了建设银行行长，跟他讲银行按揭如何好，我说你给国企放款回不来，个人借的款肯定都会还。他说我担心的主要是银行风险，你能把我说服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一狠心，提出由我们发展商存款给客户做担保，个人按揭如果按月不还款，银行追不过来，我可以给你建设银行账上存上几了，缺少发展空间。
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周期不像西方那样，规律性的多少年波动一次，股票、利率都是晴雨表。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就是一些突发性、政策性的事件，影响非常大。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如果这两个机会来的话，市场一定会火爆，这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一百万的房子，银行提供八十万的按揭，就拿二十万。这个社会能拿一百万的不多，但拿二十万的比例就会相当大，而且人们也普遍都会有信心。一开始做现代城，我就感觉到了启动按揭这个机会，我想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不管天上下的是雨还是油，你一定要有个容器把它抓住，这个容器就是现代城。
1999年春节把我们等得苦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事去年就应该成了，怎么这么困难?想着它应该马上到的，它就是不到。我们请来了建设银行行长，跟他讲银行按揭如何好，我说你给国企放款回不来，个人借的款肯定都会还。他说我担心的主要是银行风险，你能把我说服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一狠心，提出由我们发展商存款给客户做担保，个人按揭如果按月不还款，银行追不过来，我可以给你建设银行账上存上几了，缺少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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