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模糊的“中产阶级”肖像
作者：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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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评论家开始把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视为某种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基础，而且这种观点得到了那些自以为属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人士以及某些天真的西方观察家的赞同。另一方面，那些不属于这一阶层的人则以一种既羡慕又愤慨的复杂心理看待这一阶层。从何种意义上这一阶层可以被称为“中产阶级”，而从何种意义上它又不能被称为“中产阶级”？此外，或许更关键的是，这个“中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这个词本身所暗示的大多数？它具有怎样的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中产阶级”是英语“mid-class”或“middle class”的中译，原意是“中间阶级”或“中间等级”，词义本身并不包含“财产”。与其说它最初是对财产的社会分配状况的划分，还不如说是对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样才能理解后来出现的作为“第四等级”的记者和文人）。十七、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使一类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其中既有雄心勃勃的自耕农，又有自由主义的贵族）形成了一个城市平民阶层，其经济和舆论力量的日渐强大和自身阶级意识的逐渐觉醒使它最终崛起，在古老的贵族阶层（上层阶级）和庞大的贫民阶层（下层阶级）之间成为一个“中间阶层”。但这一阶层在道德上的可疑和修养上的欠缺使它最初经常成为贵族阶层茶余饭后的笑料及文学中被讥笑的角色，而当它获得政治权力时，又最终成为它曾经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反抗的对象。
实际上，十九世纪以前的英国“mid-class”等同于法国的“bourgeoisie”和德国的“Bürgertum”，后两个概念具有特定的地理分布意义（城镇居民，其词根“bourg”、“Bürg”为“城镇”），指城市中的有产者或“资产阶级”，而贵族和贫民一般生活在乡村。随着贵族权力的衰落和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城市化，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和与之对立的城市“无产阶级”。哲学家卡莱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预言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生死较量”指的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整个十九世纪的政治社会史也可以被视为这两个阶级之间潮起潮落、此消彼长的斗争史，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和权力日渐从乡村向城市集中的经济史。不管怎样，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无论是欧洲大陆国家还是英国，都还算不上“中间阶级”社会，因为这个阶层只占社会人口的极少部分，是城市平民中的一部分（商人、工业家、金融家和殖民者）。英国中产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在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之后，而代表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辉格党也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即使到这个时候，这些欧洲国家仍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或许更应称为“资产阶级”）已经取代贵族阶级，成为这个金字塔塔尖上的阶级。莫拉茨在《中产阶级的胜利》一书中将1900年视为中产阶级史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到这一年，中产阶级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但“在其胜利的顶峰，其肌体内部却开始出现裂痕，这些裂痕最终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我想，就其最初的理论出发点和“善良愿望”而言，那些社会评论家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不是来源于英国或欧洲大陆国家的中产阶级历史经验，因为在这种经验里，我们目睹了财富和权力向少数城市的转移和集中，这一过程在城市内部表现为财富和权力向少数人阶层（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转移和集中，而这不是民主社会的标志。
还是回到《改革法案》颁布的1832年。对政治社会史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法国的托克维尔访问了美国，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我想正是托克维尔赋予了“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最确切的含义，因为它意味着处于中间状态的阶级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或最富有者和最贫穷者只占这个社会的少数，整个社会结构呈上下狭窄、中间宽大的菱形。这个社会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因为其权力的来源、维护的对象是“大多数”。托克维尔并没有以一定的财产指标来对“中间阶级”进行定义，因为财富指标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概念，而且就1832年美国经济来说，美国“中间阶级”更像是英国的城市平民。据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和戈登·伍德提供的历史文献，同一时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在个人财富上要远逊于英国中产阶级，在“英格兰要成为一个商人得需要三千英镑，而在殖民地的费城只需要四百英镑”，甚至连所谓的美国“上层社会”也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例如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南方，“殖民地议会中那些身世显赫、能留下任何个人记录的多数议员也只不过算得上是中等的种植园主”，而在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北方港口城市，也“只有几位‘富比王侯的商人’，如费城的德林克家族及沃顿家族，或波士顿的艾默里家族及博伊尔斯顿家族等，他们的财产和地位足以使他们舒服地仿效英国中、小士绅的生活”。这造成了以下这种政治权力分散的分布状况，即“美国的贵族对他们所在地区的控制从未达到英国贵族控制自己所在地区的程度”。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并没有以英国或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的个人财富标准来衡量或定义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是把“中产阶级”定义为个人财富处于美国社会的中等水平的大多数人，即中间阶级；而且正是由于财富的这种分散状态，才使权力的分散成为可能，而这是民主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任何一个处于和平时代的社会都是“中间阶级”的，因为最富有者和最贫穷者在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中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大多数人的个人财富状况比较接近。因而，使一个社会在权力或政治结构上成为“中间阶级”社会的，不是这个国家是否拥有“中间阶级”（它当然有），而是权力结构的基础是不是“中间阶级”。换言之，一个社会若以“中间阶级”作为其权力的来源、维护的对象，那么它就是“中间阶级”的或者说“民主”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中间阶级”社会并不一定要求财富总量的多少，而是要求财富和权力的平均分配：如果大多数财富和权力流向一个少数人阶层，那这个社会将成为一个金字塔型的专制社会，而如果大多数财富和权力流向一个多数人阶层（中间阶级），那这个社会将成为一个民主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财富和权力被大多数人享有，才能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权力制衡的有效基础。民主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恰恰意味着相互制约。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宪法中，而这部宪法被称为人民的宪法。实际上，托克维尔有一种倾向，即把民主等同于平等（他在相同的语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而不是欧洲信奉的那种自由，因为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往往是城市有产者的自由，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子。由于欧洲的“中产阶级”（确切地说是“资产阶级”）以个人财富为其衡量指标，它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限于财富和权力相对集中的城市，被贬称为“暴发户”或“新贵”（nouveaux riches），因而一部欧洲中产阶级史就似乎是一部欧洲城市史。既然托克维尔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占人口大部分的“中间阶级”，因而它不可能仅仅是城市现象。我们看到，《美国民主》是以对“乡镇民主”的描述开始的，然后才过渡到“州”和“联邦”。“我先考察乡镇，并非出于随意的决定。”他说，“所有的国家，不管其惯例和法律如何，都有乡镇组织的存在……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一个也没有。然而，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起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肌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表面。”在他看来，美国的乡镇自由来源于人民主权学说，联邦的政治生活始于乡镇。换言之，这是一种“草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