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我的高丽同学
作者：王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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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偏见是一种要不得的品性，但我们如若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就会发现，其实自己看人看事也常常免不了偏见。今天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爱上一位韩国女孩，我就脱口而出：“什么，爱上高丽棒子！”
我忘了说话的地点和对象，以至于对方被我弄得摸不着头脑：“你说什么？”他未免有点不高兴地道，“不要东扯西拉好不好！”
也难怪他，在这二十一世纪的香港，谁会想到“高丽棒子”在伪满州国时代，是一种憎恨的符号呢？专对着朝鲜人而来。那时候人分四等，征服者日本人当然是第一等，第二等是那伪皇帝的同族满人，以及蒙古人，这倒还可以理解。他们好歹还都统治过中国。但为何与汉人同是被征服者的朝鲜人列为第三等，高出汉人一等呢？难道只因他们比汉人早一点沦为亡国奴吗？尤为可恨的是不知为何下等警察全是这些第三等人。当年做过亡国奴的老辈人告诉我，打人最凶的就是这种做了下级警察的朝鲜人，他们人手一棒，把人往死里打。弱者的唯一武器只有幽默了。满州国的汉人坚持叫他们高丽人而不叫朝鲜人，是要提醒他们当年对汉人纳贡称臣的历史，颇有点阿Q之风：“神气什么！老子……当年也当过你主子的。”
这种憎恨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在我度过童年时代的那个林区小镇，大家还是管朝鲜人叫“高丽棒子”。对日本人反而友好得多，只是叫一声“小日本”，就是对那光复时期恶迹累累的俄国人，人们也只是给予一个带点戏谑意味的专称：老毛子。汉人其实是个宽容的民族。当时我们镇上这几种人都有，大家和睦相处。我家隔邻就是一家蒙古人。虽然我妈老是抱怨我家炕上不时出现的跳蚤就是从他家爬过来的，但每逢做了好吃的，总不忘送一点过去，而他们也时有奶豆腐之类的食品相赠。不过，我们都不和住在前一幢房子的朝鲜人来往。“高丽棒子，坏。”蒙古老太压低声音对我妈说。
“怎么坏？”
“阴险毒辣。”老太说。
我很惊奇这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竟然能够使用这么一个十分现代的词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大家从日伪时代承继过来的对朝鲜人的总体评价。我想，大概一代人的仇恨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变得抽象而夸张了。
也许是受到老太这种评价的影响，我在学校也对我那两位高丽同学敬而远之。
他们是两姐弟。我们班上共有五个民族，其中计有，一个俄罗斯人，三个蒙古人，两个满人和他们这两个高丽人，其他都是汉人了。不知是否那几个少数民族的精华全到了我们班，这八位同学全都长得一表人才，女孩是美女，男孩是俊男。尤其是那高丽女孩，月牙似的弯眉秀目，皮肤白得令人想到白雪公主，实在令人无法将“高丽棒子”这个词汇与她联想到一起。她的弟弟则是现在俗称的那种“冷面”小生类型，难得一笑，可当他露齿一笑时，好像眼前一亮，真有一种云开雾散的感觉。学校要举行元旦联欢会，他俩在班上表演朝鲜双人舞参加节目选拔，那时我还刚刚从外地转来，看得我目瞪口呆，情不自禁热烈拍手。却惊奇地发现没几个人应和。坐在我旁边的淑琴拉我一下，不屑地说：“你干嘛？是高丽棒子呐。”
“怎么啦？跳得很好呀！”
“那又怎样？人坏。”
淑琴告诉我：“别看这男孩秀秀气气，是个打手。你看见他那双毡毛靴了吧，踢人特别疼。鞋头钉了钉子的。有一次我被踢得够呛，去他家告状，他姐姐堵在门口就是不让我进。还骂我。”
“是不是你招惹他们了？”
淑琴脖子一拧：“没有哇，我只是叫了他们高丽棒子，人人都是这样叫的。“
“那你就别叫了。我觉得他们还挺好的，那天我烤土豆，男孩还帮我。”
“当然啦，你是老师的红人，又刚从北京转来。他当然巴结你。咱就不同了，咱好欺负呀！学习不好，穿得又破，老师不喜欢咱，不会帮咱撑腰。高丽棒子就是有这么阴险，谁好欺负欺负谁。”
淑琴是个老实女孩，脾气却倔，颇有点人穷志不短的味道。谁要对她有一点好，她就对谁好得要命；可谁要是欺负了她，她也不好惹。她气呼呼地说：“他们的节目要是选上去了，元旦联欢会我就不来。”
结果朝鲜双人舞没选上，选了谢丽莎的俄罗斯马车夫舞。老师虽然有点犹豫，但在大家一面倒的捧场声中，也对自己的审美标准拿不准了。丽莎的舞姿明显赶不上人家高丽姐弟，但她人缘好。好多同学被她带到老毛子住宅区看过他们的周末舞会。现在她跳舞的时候，大家都唱着那支俄罗斯舞曲替她伴奏。气氛那么热烈，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明朗快乐的旋律：332211776655663332211776655663-
淑琴不会唱，她就卖力地又拍手又跺脚地打拍子，看到这种情况，老师下了决心，“好吧，就选这个节目，有集体参与感。到时咱们全班都是去给伴奏。谢丽莎，你还得好好练练。到了台上可不敢忘了动作。”
教室响起一片胜利的欢呼声。可我无意中从旁边一看，却看到了那对高丽姐弟寂寞的面孔。他俩牵着手站在那里，一笑也不笑，弟弟的黑背心上，一条金锡纸垂落下来，那大概是为这次表演特地粘上去的。
我有点可怜他们，连忙友好地一笑，弟弟看到了，但他冷冷地把脸一别，拉着他姐姐走了。
我那时真是个快乐的女孩，八岁那年，我对世事的险恶还一无所知。老师开家长会时对我妈妈说：“她就是太爱笑了。上着上着课会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周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闪闪发光，就连我们从北京来到冰天雪地的小镇这件事也很令我开心，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天地。我喜欢从雪地上踩出一行新的脚印，然后再看着雪花把脚印掩没。喜欢坐在暖炕上闻着从厨房飘来的土豆烧肉的香气，把那四本《安徒生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虽然我也隐约感觉到，爸妈似乎极力向我隐瞒着什么，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开家长会回来的路上，我妈妈紧紧牵着我的手，一言不发。我问她：“爱笑是个缺点吗？”
“那倒不是，不过……你笑什么呢？”她问。她脸上的笑容有点别扭。
十一年之后我又在她脸上看到同样的表情，这次她问的却是相反的问题：
“他们说你从来也不笑，为什么呢？”
她这一问，我才发现，我确实是很少笑了。用那些刻薄鬼的话来说是“缺少一条笑神经”。不过是从我妈的这一问开始，我才回想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而直到又过了三十年，当朋友的儿子找了个韩国女友，我才突然有种恍然大悟之感。
香港人泾渭很分明地将朝鲜人分为“南韩人”和“北韩人”，他们从来不说“朝鲜人”，更不会说“高丽人”，我想，这大概与香港人本身的处境有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都身份暧昧，妾身未明。他们常常要强调自己是“香港人”。我猜这也和“南韩人”强调自己是“南韩人”的心理相似。一种称谓提醒一段历史，而做高丽人的那段历史大概正是他们最想忘掉的。我到香港已经十多年，坐大韩航空公司的飞机旅行也有三四次了。但我提起他们仍然叫“高丽棒子”。这不仅说明我仍然不能算香港人，是否也说明了某种心理障碍呢？
其实在八岁那年，我已经明白“高丽棒子”是种鄙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这个称呼，折衷地叫他们高丽人。不过我从未想到要和他们做朋友，我的朋友够多的了，课间活动的时候，来邀我参加游戏的同学总是让我应接不暇。有时候，当我在两三种游戏之间穿梭奔忙时，会在围观的人群中瞥见高丽女孩的美丽面孔，总是带着那样一副落寞的浅笑，很遥远似的，很飘渺似的。
有一次我试图确定这个形象，我突然冲到她的面前，对她说：“你帮我去跳房子吧！我又要跳皮筋，又要跳绳。”
女孩正在犹豫着，她弟弟不知从何处冲出来，拉了他姐姐就走：“我们有东西玩，不稀罕。”
他脸上那种敌意太明显了，以至我一下子愣住了。但马上就有同学把我拉走，操场上闹哄哄的，笑声此起彼伏，把不愉快的感觉霎时冲刷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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