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环境危机下的国家形象
作者：［美］阿尔·戈尔 著 项灵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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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统和他的白宫主任对如此紧迫的问题如此充满敌视？他们倾全力与每个主张采取积极措施的人做斗争。例如，一家电视网的节目主持人告诉我，一份有关全球变暖严重后果的报告发表的当天，苏努努的一个助手E·罗杰斯就召集电视网的主管，劝说他们贬低报告的重要意义，进而在晚间新闻中对它进行低调处理。罗杰斯至少安排过一次与沙特人有关的会议。他于1991年退出苏努努的班子，去当一位与BCCI银行丑闻有关的沙特酋长的代理人，直至他收受的六十万美元使布什的助手们大为不安，迫使他放弃了他的客户。在担任苏努努的得力助手期间，罗杰斯是强迫新闻机构贬低全球变暖问题的一个最积极的白宫发言人。白宫总想在新闻报道中加进自己的“印记”，这一点并不新鲜。但为什么对这一问题特别敏感呢？当一位在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主要科学家J·汉森博士向我的小组委员会描述某些地区气温升高与旱灾增多的关系问题时，白宫官员检查了他的证词，并坚持要他把这一现象描绘成“基本出于预测”而不是“很有可能”，而后者是从他的研究得出这一结论的。
布什的白宫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避免面对环境的事实呢？是因为必要的变革会使选民和乐于维持现状的公司惶惶不安而足以造成某种政治危机吗？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原因，布什总统拒绝在这场危机中承担领导责任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如不很快纠正，将被后代人视为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然，我作为民主党人评价布什总统的表现，难免具有党派色彩，而拒绝采取行动的也不只是他一人。国会以及国家大多数的领导人都应受到指责。但是，美国是一个真正有条件领导世界面对一个全球性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的国家。英国首相梅杰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是布什总统的坚定盟友，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同。他在1991年谴责美国不采取领导行动：“美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世界期待着它在这个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上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如果本世纪的历史能够起些向导作用的话，可以确定地说，假若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世界，完成拯救全球环境的大规模变革的机会将微乎其微。反过来，如果美国决定这样做，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尽管向我们文明新模式的转变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波折，但不进行这种转变的后果却是不堪设想的。此外，美国这样做几乎肯定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就像我们几乎每一次发挥领导作用都获得过的那样。而且，如果美国真能够同意促成和协调有效的全球性行动，它将再一次挽回它的承诺：美国是地球上人类的最终的最美好的希望。
充任这种领导需要想象力。我们有先例可循。以前，世界曾面临一次只有美国才能抵抗的恐怖威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集中营显示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真实意图。那时，人们严重缺乏的是历史性的想象力。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对此的反应很迟缓。很少有人能想见随后发生的大屠杀。但现在回顾起来，残忍与毁灭的模式看来清晰可循。当欧洲的战争越来越逼近时，甚至在犹太人被赶到一起送往集中营时，很多人仍拒绝认识将要发生什么。各国领导人顾左右而言它，消极等待，希望希特勒不像他看起来的那样，希望世界大战能够幸免。其后，当飞机拍照揭示了集中营的真相时，很多人装作未曾见到。但是，虽然世界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希特勒做出反应，但罗斯福总统正因为面对的是希特勒，才在很短时间就对爱因斯坦有关制造原子弹的信做出了反应，跨越了一个道德警戒线的门槛。
现在，另一种警告预示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环境大屠杀。但是，能够使我们对环境变革的新模式更加敏感的道德警戒线在哪里呢？各国领导人再一次在闲扯，希望危险会消散。然而，一个生态的“纳粹集中营”显露出的迹象今天已清晰可见，而我们却仍不愿相信全球环境崩溃这一最糟糕的噩梦能够成真。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多快地认识到危险。政治家们还需要多少证据才肯采取行动呢？
对危机采取积极的行动常要求我们深刻地改变思维方式。东欧和苏联最近的变革告诉我们这种变革能够多么迅速。但是，推动剧烈变革的力量常是庞大复杂相互对立的思想观念。它们就像造成大陆漂移和地震的地壳板块，发展得相当缓慢，最终以巨大的力量相互挤压。在欧洲，一个名为民主的庞大思想四十五年内沿着横穿柏林的警戒线与一个名为共产主义的庞大思想观念相互碰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地缘政治冲突的松动减低了把板块边缘衔接在一起的摩擦力，其程度刚够使板块滑开，于是突然来了一次猛烈的升降，造成了巨大的地震，震倒了柏林墙。这些变革在尚未发生之前看起来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当人们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时，可能的政治变革的规模便扩大了。同样，随着我们对环境的看法发生变革，我们也可以扩大政治变革的规模。全世界公众的觉悟现在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正感到对改革的欲望做出反应的压力。但没有人想看到巨震随之发生。我们希望，对危机做出既积极又有计划的反应能够减少以后发生巨大的板块冲撞的可能性。我们面临的选择很清楚：或者等待变革强加于我们，从而使发生灾难的危险加大，或者我们主动进行一些困难的变革，从而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决定性的因素将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开明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必须积极发挥作用，以便普及对问题的认识，制定实际解决办法，规划我们想要创造的未来。实际工作必须由每一个人来做，而政治家要帮助他们做出新的必要选择。
每一个关心这一问题的男男女女必须享有要求和参与治理生态问题的政治权利——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东欧的严重环境问题表明，自由是有效管理环境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美国，最肮脏危险的垃圾场极不平衡地大批集中于贫穷和少数民族社区。那里的人们由于种族或贫困，或两者兼而有之，相对而言政治权利很小。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都被剥夺了发言权，无法参与制订影响他们生活的政策，所以他们的生活和环境都受到破坏。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拯救环境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把民主政体推向世界上更多的国家。
但是，在我们努力促使其它国家的政府对人民更加负责时，我们也需要密切注视正在妨碍我们的民主体制正常运行的问题，并加以解决。通过加强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我们就能使新的环境管理者出现在最需要他们的地区。
这项工作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我们做出集体决定的基本体制不能正常运行，那么这既是我们何以现在已一头撞进了一条迷谷的重要原因，也是解决由此引起的问题的障碍。能否改变我们与全球环境的破坏性关系？这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加敏锐地认识到如何使民治政府对关注环境做出反应。全世界关注环境的人每年要增加数百万。事实上，环境运动和民主运动必须相互结合。人类文明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对环境的管理，同样急迫地也有赖于我们对自由的管理。
反对这两种管理的顽固力量同出一源：贪婪、自身利益、以急功近利的行为破坏体制的长治久安。我们的政治制度现时的弱点反映出我们推崇权宜之计，不珍视我们的自决能力。我们对削弱政府的责任心和公民对政府的信心的严重问题重视不够。太多的人现在感到没有办法对政府制订的重要决策施加影响。大规模运动的赞助人有办法接近决策者而普通公民没有，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决策的效果而一个普通选民则无能为力，能从政府决策中获益的自私的个人与群体能够加速渔利而广大公众利益却被抛诸脑后。当政府的不负责是因贪污腐化而造成的时候，对民主的损害便尤为严重。而在很多国家，贪污腐化是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从千万个例子中仅举一例：滥伐马来西亚东部沙捞越州热带雨林的特许权正是州环境部长本人出售的。尽管他的官方职责是保护整体环境，他却靠出售毁灭环境的特许权使个人发了财。
但是，为个人发家而贪污腐化所造成的道德妥协虽然丑恶，却还不是最严重地损害我们对自由的管理的因素之一。一个更隐蔽更普遍的诱惑是争取和占有权力的欲望，即使这意味着要躲避棘手的抉择和无视现实真相。在这方面，对民主管理最致命的威胁之一是缺乏领导。实际上，尽管比想依赖某个“强人”的脆弱专制，民治政府有很强的弹性，但没有领导的民主事实上却极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在飞速变革时期，领导人富有远见，促使人们对危险做出正确反应的能力至关重要。依我看来，布什总统正是在避免充任这样的领导，而集中精力于短期的政治利益。在其它情况下，他的表现可被视为平常，但在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下却不是这样。
或许，对我们管理自己命运的最严重威胁——比其它所有威胁加在一起还严重的威胁——是如此多的人觉得正在驱赶我们的变化已然走得太远，获得的冲力已然太强，以致我们的力量已不足以驾驭它。他们担心这种力量正在驱赶我们的命运，而我们能够做出的反应却过于笨拙迟缓。我们藉以对未来做出抉择的政府机构和体制确实笨拙庞大，但为了补救民主政府做出的允诺，我们必须使这些机构负起更大的责任。仍然陷于过去的人必须被推赶向前，洗心革面——尽管他们并不情愿。
而除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之后，或许最笨拙迟缓的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了。
（选自《濒临毁灭的地球》一书）
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