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环境危机下的国家形象
作者：［美］阿尔·戈尔 著 项灵云 译
字体： 【大 中 小】
编者按：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思想立场有同有异。前副总统戈尔写于老布什当政时期的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文本：他们同于美国必须领导世界的外交指挥棒战略，异于国内的选票资源与利益分配方案——较之共和党政府的大公司背景，戈尔强调利润必须让位于环保的主张，显然更带有中下层选民的思想色彩。这种尖锐批评在美国被名之为自由主义反对保守主义，与发展中国家很多现象同名而异实，需要读者辨析取舍，以达健康的“拿来”之效。
全球环境所面临的新的深远威胁正日益变得显而易见。但我们知道当初自己是怎样造成了这种威胁吗？为什么造成的？如果我们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已不复健全，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一路屡屡铸成大错呢？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必须归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家们在各种环境问题上未尽其所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本身也有严重问题。这一体制不光对环境危机毫无积极反应，其自身也已被人肆意利用，使我们不能为国家的发展方向做出一贯明智的抉择。首先，我们制订政治决策的方式已被政治宣传的新形式和新技术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功效所扭曲，三十秒的电视广告和发达的民意测验现在能以令人惊畏的速度和准确性调整一条政治信息。不仅如此，它们还能在两周内操纵选民的观点，其效果比十年里所有的讲演、辩论会和政治组织加起来所能做到的还巨大得多。
这些新技术本身并不坏，但它们比我们创立自己的政治体制所用的技术远为威力巨大，以至现在我们还未能领悟它们对这一体制造成的总体后果。新技术常能展示我们完成传统目标的能力，而这些新的政治手段使政治家能够即时赢得选票和多数人的支持，却不去思考我们所作所为的真正意义。我们越来越注重形式，排除实质，而由于政治的实质本来在于选择难以抉择的决策，所以我们尽可能排除的正是那些棘手的决策。它们被隐藏起来，被忽略滞后，被完全忘却。选民的注意力便移到各种巧妙制作的极富吸引力的信息上。手段变成了目的。策略淹没了原则。原则本身往往变成了策略，可以随情势而改变。
在电子形象制作时代，我们的立国先驱所想象的那种理性交流的作用确实变得越来越小。印象与感情因素充斥了我们的政治领域。候选人能否成功，其“形象修辞能力”与逻辑、知识或经验同样重要。
经历了许多年的政治家生涯，我这样说是出于个人经验之谈。很小的时候，我从对父母的观察中了解了很多政治技巧。我还知道了这些技巧只是在服务于崇高的目标时才有价值。后来，我学会了我自己电视时代的形象修辞，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在使用一套新的“形象技巧”。但我越来越深受触动的是每一个政治家——包括我自己——都可能轻而易举地迷失于旨在取悦人的个人自画像和旨在传达某种策略印象的修辞之中。语音调制，十秒钟的“声音效果”，顺口的口号，可引用的引语，有新闻价值的视角，利益集团的玄妙术语，从民意调查报告中复制下来的首要任务，为增强效果的放松，恰到好处的情感——这些就是现代政治的形式。它们汇集在一起，能把最好的政治家从其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开。
不仅在政治中，而且在经济和各个行业中，个人形象都成了一种技术，成了专业工具。这一点说明了我们文化中的什么现象？每个人都被迫成了演员？在十六世纪的英格兰，演员不得同“崇敬上帝者”葬于同一墓地。这是因为出于技能——即使是为了娱乐——的需要而操纵自己的个人形象被视为信仰上有疑问。当然，今天的演员因为操纵个人形象而尊容有加。而在政治中，这种技巧同样颇受尊崇。政治技术和个人形象技术被电视技术融为一体。
至少在总统的职位上，竞选所需的技巧与担任总统的技巧具有某种对称关系。总统在电视上与人们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仍然有这个问题：一个靠个人形象魅力当选的总统或许能够有效地交流，但不能保证他或她有能力处理政府的政策或对国家的前程具有明确的和创造性的洞察力。
对国会议员来说，在电视上展现争得人心的个人竞选形象与当选后所需技巧的关系要小得多。敏锐的形象修辞能力尽管对不断的连任确实很有关系，但与制订法律的工作却全然无关。这些恶疾并不是到电视时代才突然出现。马基雅维里就曾说：“最重要的是，君主必须是一个演员。”马克·吐温和斯威夫特肯定会从今日的现象中认出他们当初描写的人性冲动。但是，现有的新技术无情地操纵大众思维的力量和它们垄断选举的程度与旧时美国政治中的任一类似现象都截然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的最大害处并不在于对选民的直接影响，而在于以间接的方式严重扭曲了人们在印刷媒介时代所理解的民主程序。新的竞选手段常常挤掉了昔日选民与候选人进行的对话。更恶劣的是，它们仿造这种对话，使很多人相信对话仍在进行，而实际上对话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些技术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政治家言不由衷：如果虚伪的观点和人格在权力市场上更加走红，干嘛非得说出真心话，展露真正的人格？缺乏真诚在我们的政治对话中最为突出。“只管眼前，不看未来”已成为这一时代的政治伦理信条。我们用好说的谎话取代不易接受的，也永远不会说出的事实。更糟的是，我们这些公职人员能够轻而易举地逃避做出棘手决定的责任。这些决定责无旁贷，却被抛诸脑后。结果，在面临史无前例的严重危机时，白宫和国会的玩忽职守令人吃惊不已。不光是环境问题，看看我们的预算。我们每二十四小时的债款就达十亿美元。同时在危及我们后代的未来，而竟然没有一个人采取任何措施。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政治对话已完全被争取选民一时注意力的危险竞争所取代。未来的声音细小微弱，而现在的声音却震耳欲聋。我们以某种方式使自己相信应该少关心后代的未来，而多关心如何更方便更舒适地付我们自己的帐单。所以，我们不去承担决策责任，而只顾把堆积成山的债务和污染推给后代。
一个越来越无法避免的结论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本身已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政治对话的肤浅在公众中滋生了犬儒情绪。历届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逐次下降，已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同时，民意测验显示，人们现在普遍憎恶政治这个职业。正因如此，选民们已越来越厌烦使用技术来操纵表面的效果以赢得民心。简而言之，大多数人对今日的政治已极感厌倦。此外，那么多的人对我们的文明不断恶化的危机有切肤的感受，希望改变这种情况，这更加强了他们的沮丧。当然，民意测验也显示了这一点，而这一循环变得愈发使人绝望：重大的改革被屡次三番地许诺，却几乎从不兑现；候选人答应改弦更张，但当选后却一切照旧。随着选民对他们选举的领导干一番事业的能力越来越丧失信心，他们最终对自己能够干一番事业的能力也丧失了信心。到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政治体制已不起作用了。
当事情或机器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图发展或运行时，常常是因为我们还不会掌握或操作它。但这一次我们拒不承认如此。我们美国人毕竟一直是民治的设计师和先驱。我们的制度怎么会失灵呢？会出什么问题呢？
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当然领袖。自五百年前的伟大航海发现起，西方文明的政治想象便开始集中在新大陆上。那里是第二次希望的所在，以菲茨杰拉德的话说，是“人类最后一次找到能施展才能创造奇迹的地方”。新大陆的神秘使命似乎以现代民主的诞生而完成。在过去的二百年间，新大陆的承诺变成了一个世人瞩目的共和国。它有能力保护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其政治体制的基础是立宪政体，其中每一权力中心都与其它权力中心保持适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