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市场、爱情与婚姻
作者：韩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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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时代新女性，男方亦可能面对现实，从选择永久消费品到选择临时消费品，其态度从真情投入转变到逢场作戏。一方是在多个男人间周旋，另一方就可能在多个女人间挑选。一方是漫天要价，另一方就可能就地还钱。一方欲擒故纵，另一方就可能将计就计，借机摆脱。一方是短期承诺，另一方面就可能另寻新欢。
这样，男女双方的基础就从一种稳定、长期的社会关系转换到变换不定的生理关系上，男女交往过程就变成商场上的相互博弈和算计，眼泪、欢笑、嗔怒、羞涩、腼腆全都成了精确表达的博弈筹码。这是一场没有前方后方、没有宣战休战、难分真假、难辨虚实的两性战争。究竟是谁打响了两性战争的第一枪？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个体经历而言，可能是男方打响了第一枪，喜新厌旧，另寻新欢；也可能是女方打响了第一枪，欲擒故纵，多次出售。总而言之，战火从大城市的前卫人士逐渐烧及中卫乃至后卫，从中心城市逐渐弥及中小城市乃至农村。
第五，即使是那些走进传统婚姻模式的家庭，也感受到了市场机制无孔不入的渗透。传统婚姻的双方一主一从，从产权角度看极不平等，但相互视为自身的一部分，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分割，没有你我之分，靠内在的行为规范协调相互关系。这些行为规范是在社会习俗的熏陶中形成的，为社会共同所有。男方赚钱交给女方，女方安排理家一应开支。穷有穷方，富有富法。由于几乎不能离婚，双方发生冲突时总是考虑如何协调。当不能协调时，女方必须听从男方。当男方品性差，女方无法忍受时，亲戚朋友的舆论圈将介入干涉。这样，经过一段磨合时间后，许多家庭的男女双方能够达到配合默契的程度，并产生相互依赖、相互寄生的深厚感情。因此，从互动的观点来看，这种婚姻也可以说是某种集体主义的婚姻。个人无非按照集体的要求扮演一定的角色。特别地，这是两个人所构成集体的集体主义婚姻。其中每一方都要以家庭整体利益为重，而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例如，个人的朋友，个人的花销，个人的“隐私”。这种集体主义婚姻的好处是，在遵守各自行为规则的前提下，双方容易形成深厚的感情，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利；坏处是，一旦某一方违背甚至破坏规则时，另一方便无计可施。特别是妇女，容易受到丈夫的暴力欺压而无处申诉。
市场机制对这种传统婚姻的第一层干扰就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存在，个人利益的存在。这一层干扰是显在的，相当程度上有其合理性，可以保护妇女人身的安全，是对绝对夫权的一种制约，但是，应该承认，它同时破坏了传统婚姻的集体主义特征。
1980年的《婚姻法》是个人主义婚姻和集体主义婚姻的一种妥协。由于中国共产党同样是在五四运动洗礼中诞生的政党，因此理论上接受个人平等、自由的个人主义原则。体现在《婚姻法》中，便是第十三、十四、十五条，夫妻平等，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反观自由主义的美国，却仍然以夫姓冠妻名，香港也是），并且各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在财产权上，则规定婚前财产等仍为一方单独所有。体现其婚姻的集体主义面的，则规定工资、资金、生产经营、知识产权等收益归双方共同所有，以及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等方面。但仍然给个人主义婚姻财产留了一个缺口，即规定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如何处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财产。我不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婚姻法》是否留有这一缺口。即使有这一缺口也是一纸空文。显然，从解放后到1980年以前，集体本位被全社会共同认可，集体本位又与传统婚姻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很容易契合，因此婚姻法的个人主义特征只是表面上的。
但1980年以后，情况起了非常大的变化。早在市场机制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各方面之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已经堂而皇之地冲刷着社会的河床，而集体主义则萎缩到标语、口号和文件中，被视为虚伪、罪恶的渊薮。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那场清算“文革”的运动。由于“文革”要求“斗私批修”，清算“文革”运动就迅速走向“斗公批社”。经过伤痕文学的控诉，经过潘晓那场大讨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论很快成为社会潮流。再加上西方学术思潮涌入，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人的思想生生地闯进饥渴的视野，在人们几近空白的头脑跑马场中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这场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为市场经济铺平了道路，相应地，市场机制的深化又不断强化这种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
这种转变进入家庭时，一开始只是私房钱数量的增加，“独立空间”的增加，后来便是日常冲突的增加，随后是离婚率的上升，最后便是“AA制婚姻”的出现。在“AA制婚姻”中，家庭逐渐成了两个人的股份制旅馆。更有极端者，不但孩子抚养费和日常吃喝费用都均摊，而且孩子得向父母借贷筹集上大学的资金。舆论以欣喜的笔触描绘这一现象，认为这是打破家庭大锅饭，减少家庭纠纷，有助于稳定家庭的新生事物，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殊不知，这只是个人主义侵入家庭的第一步，是集体主义家庭解体的第一步。下一步并不是家庭稳定，而是合伙制旅馆的双方发展各自的“独立空间”，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处理合作成果（孩子）。至此，走进婚姻者又走出了婚姻。
第二层干扰是利己主义。单是个人主义还不足以导向“AA制婚姻”，必须同时辅之以利己主义。因为个人主义是指以个人作为社会基本政治单位，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个人主义者可以是利他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个人主义者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与个人利益也并不等价。在传统婚姻模式下，个人利益也是得到考虑的，否则，该模式就不可能历经千年。但是，个人不能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不能持利己主义态度。最大化意味着个人要少干活，多享受；少担责任，多享权力；少尽义务，多享权利。换句话说，就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占尽便宜，遇事缩头。这样，当一方有此苗头时，另一方便会抱怨。当双方都往这一方向发展时，冲突便在所难免。为了减少纠纷，这就需要科斯所谓的“产权明晰”，每件物品都必须明确所有权、使用权，每件事都必须明确责、权、利。这就是“AA制婚姻”。但是，这还不算完。因为新的事情不断出现，每件事情都需要利益最大化，于是，每件事情就成为双方博弈的新战场。至此，交易型爱情与“AA制婚姻”融为一体，婚内和婚外行为融为一体，全都成为一笔笔交易，传统婚姻彻底死亡。
看到这里，读者不免会出一身冷汗：这么冷酷啊！回头一想，这太夸张了吧。大多数人不是还在结婚生子吗？小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危言耸听！
其实，这里只是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如果不改变这一内在逻辑，则原则上在若干年以后，比如一代、二代，顶多三代以后，交易原则就有可能彻底支配两性关系的每一个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卫慧们的确是前卫，她们在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在交易婚姻面前反思传统婚姻
与这种现代交易型婚恋相比，传统婚姻的买卖成分就逊色多了。由此反观，我们遗憾地发现，实际上传统婚姻甚至不能被称为买卖婚姻。尽管买卖的确是婚姻的一个环节，但仅此而已。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买卖成为婚姻的一个环节，而是买卖为什么没有渗透到婚姻的每一个环节，直至每一个细节。
其实，这正是市场经济能够存在的奥秘之一。中国秦汉以后就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在城市，西汉末期全国人口约五千万，仅长安一地即有一百多万，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全国九大经济区域各有中心城市，人口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城市日常生活的一切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从柴、米、油、盐到房、地、人、钱。市场经济具有瓦解力量。“有钱能使鬼推磨”既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用语，也是市场经济强大瓦解力量的生动写照。但是，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并没能够瓦解传统婚姻，而是与传统婚姻达成了一个妥协，只管结婚，其余交给社会的文化系统处理。传统文化没有赞美市场机制内在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批评这种原则，要求商人诚信经商，童叟无欺，并且在社会等级上将商人放到第四级（士农工商），从而给恪守传统婚姻者以尊严和自豪，对那些从事性交易的妓女给以耻辱和歧视。正是由于儒士文化和商人文化的斗争，相持，妥协，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才使得中国传统婚姻能够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不被市场力量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