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失去的联合
作者：道格拉斯·凯尔纳 吴志峰 张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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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早期权威表述中，强调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并对文化的政治经济背景、生产和流通、文本本身及大众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些立场很明显地和法兰克福学派相似。比如，在其经典的纲领性文章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编码/解码”是一个“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循环过程。霍尔把这种模式具体化为集中观察传媒机构是怎样生产意义、怎样使之流通以及受众怎样对文本进行解码以创造意义这些方面。但尽管后来的理查德·约翰生强调了在文化研究中对生产这一环节分析的重要性，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的许多著作总是疏漏了这一环节。
后现代文化研究？
然而，新近的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转变——转向了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的后现代问题。在这一阶段(大致从1980年代中期到现在)，英国和北美的文化研究从以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转向了身份政治的后现代形式，而且对媒体和消费文化持更少的批评态度。
与早期阶段相比，从1970年代晚期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模式，反映了这一转变：历史已从植根于大众生产与消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福特主义”）阶段，进入到新的资本和社会秩序王国(有时被描述为“后福特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这一新时期以注重差异、多元、折衷主义、大众主义的全球性跨国资本为特征，并在新的娱讯社会中强化着消费主义。
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回应。但被描述为“新修正主义”的理论，完全切断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联系。在文化研究的最近阶段，广泛存在着一种走向“端庄而有分寸”的倾向。它因强调本土的快乐、消费及流行文化对混合身份的建构，甚而完全忽视经济、历史和政治因素。
事实上，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学没有稳固的联系。尽管斯图亚特·霍尔和理查德·约翰生把文化研究的基础建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流通模式之上（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他们以及其他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经济学分析。大多数自1980年代至当下的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的实践者，都完全地背离了政治经济学。在《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放弃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因为那会导致经济学简化。对当时流行于英国和其它地方的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霍尔的反驳或许是对的。但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方式，用文化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模式进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有可能不陷入简化主义泥潭的。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模式给文化一个自主的地位，因而不会必然地导致经济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
对于霍尔来说，全球后现代包括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对边缘和差异的开放，对西方文化叙述以外的声音的开放。但是人们可以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以相反的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全球后现代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新的传媒与技术基础上扩张的表征；而传媒文化中的信息与娱乐的膨胀，则给了资本实现社会控制以强有力的新资源。跨国公司将压缩而不是扩展文化表达的可能范围。文化工业近年来向合并与巩固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得以更少的特大集团对信息和娱乐的控制成为可能。
在我看来，后现代文化研究所描述的“混血”文化与认同形式，和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是相一致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初始性的情形下，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老传统是否还有使用的价值。首先，这些传统与现在依然是相关的，因为在当前的阶段与更早期的阶段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当代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更商品化、商业化，资本霸权依然是社会组织的支配性力量，或许较之以前更是如此。同样，阶级差别正在加剧，传媒文化依然是高度意识形态的，它仍然对现存于阶级、性别、种族中的不平等起着合法化的作用。因此，早期对文化与社会中这些方面的批评性观点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批判地分析和改造当代社会与文化方面包含的理论资源。我的观点是，文化研究应当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并且将当前文化研究中对政治经济学、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它一些中心概念的拒绝作为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质疑性的驱除，已经损害了当代英国与北美文化研究。而向批判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对于重新激发文化研究的活力是不可或缺的。
跨边界、超学科性和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主要传统是将社会理论、文化批评、历史、哲学分析等结合起来，从而跨越专业，克服学院劳动分工的准则。跨边界方法不可避免地把人们推向阶级、性别、种族、性和一些其他将个体与他者区别开来的范畴的边界。因此，大多数文化研究模式以及大多数批评性社会理论都使用了女权主义等各种将关注点集中在表现性别、种族、民族和性等方面的多元文化理论。跨学科文化研究跨越完全不同的领域，利用一套完全相异的话语，来系统地阐述我们生活中由不同文化形式引起的多种复杂与矛盾的影响；并展示这些力量如何成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为反抗与变革提供资源。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开辟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它把文化的生产与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本分析以及受众研究结合了起来。
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二分法是有问题的，相反，人们应当把文化当作统一的谱系，将同样的批评方法应用于所有的文化制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主义文学到肥皂剧。与一种“真正的艺术”的观念相对，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当作铁板一块的研究模式更有问题，这一做法限定地把批判的、反抗的和革命的因素留给一些特别的高雅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的、均质化的、对被动的大众起欺骗作用的观点，也容易招致别人的反对。相反，人们应该在整个的文化谱系中看到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不是仅将批判的因素分配给高雅文化，却将所有的低俗的文化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人们应该考虑在文化工业制品中找到批判与反叛因素的可能性，就像在圣化了的高度现代主义文化中一样。而法兰克福学派似乎特别地认为只有后者才是艺术地反抗与解放的场所。人们还应区别传媒文化产品的编码与解码的不同，认识到一个能动的受众经常会从文化工业产品中解读出属于他自己的意思并将其作个人化的运用。
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批驳关于文化的高/低二分法，以及严肃地对待传媒文化制品，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这方面的一些局限。同样，他们还以“能动的受众”这一概念，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被动的受众”这一观念的局限。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能动的受众”与“被操纵的受众”这两个概念综合起来，以把握传媒文化所造成的所有后果，从而既避免文化精英主义，又避免文化大众主义。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本身是片面的，但它确实为批评传媒文化提供了有力工具。而目前英国文化研究中对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社会理论的忽视，损害了当代文化研究。
“政治”与“经济”这些词，使人们注意到文化的生产与流通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学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依照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并按照商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转，因而文化产品是以盈利和市场为导向的。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指经济学，它还指存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其它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它指一种竞争与对抗的场所，而不是像其反对者所讽刺的那样，是一种内在结构。政治经济学还提醒人们注意，文化是在统治与臣属的关系中被生产的，因而复制或抵抗着现存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