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不仅仅是才华的问题
作者：孙文波
字体： 【大 中 小】
个人的……
我从事写作已经有十五六个年头，我已经可以小小地吹嘘一下自己见过了太多的诗歌领域的秘密，包括它的人际关系和利益争斗,但是我就此搞明白了什么吗？我的回答只能是：没有。我没有搞懂写作的权力问题，没有搞懂写作的策略问题，没有搞懂写作的……终极问题。一句话，我没有搞懂的东西太多了。而正是这样，当人们在热衷于写作的集团主义的发明时，我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当人们热衷于新浪漫主义的想象的挥霍时，我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人们更为激进地走入后现代时，我却变成了一个保守派。瞧吧，我总是落伍的人。但是我就此后悔了吗？回答还是：没有。并不是相信自己的选择都是对的，而是相信自己应该忠实于自己的选择。而什么是忠实呢？那就是看到离自己最近的事物，并理解它。
那么什么是离我最近的呢？譬如说，当然不是埃利蒂斯，也不是大海，不是那些关于抽象的人类概念的种种看法，而是我自己的生活，是我的内陆的城市，那阴郁的气候，等等等等。个人，永远是解释自己生活的中心力量，我们需要解释的也只能是我们自己是什么，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我不敢说自己到现在已经解释了什么，但是我敢说的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在解决的正是与自己相关的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构成了我写作的原动力，并成为我分析、建立自己写作和评判标准的基本出发点。而也正是这样，我选择了我喜欢的诗人，并将他们看作可以帮助我建立自己的写作体系、诗学尺度的前辈，我选择了米沃什，选择了但丁，也选择了杜甫，甚至选择了布罗茨基。
但是，我为什么选择他们？是他们的诗真的就写得那么好，比其他的，譬如李白、哈代、弗鲁斯特、希门内斯更好吗？恰恰不是，是选择了他们的态度，和一些认识事物的方法。米沃什有什么样的态度？对暴政的反对，诗歌在他手中始终起着记忆的作用；但丁有什么态度？更宏大地对善与恶的对立的揭示，他难道不首先是一个被放逐者；杜甫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这样的诗歌篇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难道看到的不是对处境的深切回应吗？布罗茨基呢？忠实。十倍地忠实于自己给予的诗歌的责任。在一种非理想的生存境域中，这些诗人所选择的立场，他们是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经历，这些才是我最感兴趣的。
而且，我看到了这其中的，与我的生存处境的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思想环境，在当今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一样被政治包围着，在其中生存呢？这些问题不是问题吗？对于我是大问题。而且是太大的大问题。方法或许是重要的，但在我这里方法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我需要的是自己说出了什么，同时才是我要怎么说出了什么。因为我理解的是：没有思想的自由作为保证，也就没有语言的自由，更没有形式的自由。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把追求绝对的语言自由看作自己的目标。逻辑的三段式中，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环能行吗？我的目标是写作对于我而言是思想的义务。那么写作就不是发泄，不是对于某种关于想象的强调，写作是趋近，是理解，是建立一个对于个人而言有效的面对世界的机制，是说话。十几年来我所做的就是这些。我做对了吗？
但是，我难道没有看到就在身边，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怎样泛滥的吗？做一个否定一切的人真是太容易，用一个流行的词：“通不认”，就可以行得通，但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我看来虚无的反抗不是反抗，因为它没有为我带来希望，更没有为我指出下一步需要的方向。我怎么可能放弃对方向的要求呢？如果诗歌的存在已经到了这一步，它的意义何在？并不是我非要把自己往米沃什身上靠，但是他的一些说法的确让我十分赞同，他在《另一个欧洲》和《诗的见证》中谈到了文学的历史功能，那就是：面对着邪恶的存在，面对着“消失”，每个诗人都必须首先是见证者，和提出自己的解救方案的人。虽然解救方案可能并不高明，也无法阻止什么，但提出却是必须的行为。
其他……
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问这样的问题有用吗？但是又怎么可以不问呢？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前面有那么多的人的才华被扼杀、被葬送，这样的问题就更有必要。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说是制度问题，是人性的弱点问题，但就是这样简单吗？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制度都不会把追求反动当作自己的目标，没有那么傻的制度存在。任何一个制度追求的都只能是他们认为最进步的东西，而真正造成问题出现的，我们只能说是思想认识问题，即怎样理解历史的问题，怎样理解自身的问题。难道不是这样？愿望有时候扮演的是相反的角色。利益亦并非能说明一切。
因此，当像郭沫若、郭小川这样的曾经被人们誉为才华横溢的人到后来写出最没有才华的诗歌，当贺敬之们从内心里以为他们找到的是诗歌的真谛，但却让人看到他们写出的都是些与诗歌无关的东西。这其中存在的隐秘是什么？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更愿意相信是其他的问题构成了他们才华的消失和滥用。或许是国民性的问题？就像鲁迅一直认为的那样。人们都把鲁迅看作是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最有深刻理解的人，正是他的理解促成了他写出像《阿Q正传》、《祝福》、《狂人日记》这样的经典作品。但鲁迅要是没有受到斯密思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的启发，和在日本观看纪录影片的刺激呢？要是他没有活在中国刚是最积弱成疾、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的时代，他会变得像郭沫若那样去写什么《百花篇》，以及大跃进歌谣吗？我们正是在这样的疑问中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的。我们因此要面对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提起笔来写就是了，我们要面对的还有更多的东西。不要以为才华是可靠的，很少的一点箝制就可能使它变得没有意义。郭沫若、郭小川们难道没有才华吗？应时趋势，郭沫若可以写出《李白与杜甫》这样的文章，对沈从文进行贬责，把简单的《大跃进歌谣》吹嘘成千古绝唱；郭小川不是可以多写一些像《望星空》、《一个和八个》那样的作品吗？为什么他写不下去呢？或许，关键的不是寻找能够使我们的才华不至于消失的自我保护机制，而是准确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写作需要的东西，即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意义上的诗歌，和怎样才是一个诗人必须成为的样态。这样，永远多问为什么就不是不必要的。把眼光向更广阔的视界投去就不是不必要的。分析、辨识，有多少事情是需要我们做的？而国家、时代我们能够选择吗？当然不能。在不能的情况下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能够干什么？
人们爱说良知、责任这样的词，人们要求着良知和责任。他们没有错。一个具体的生活中的具体的人，能够解决的只能是具体的问题。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获得什么样的写作的可能性。有些问题是不能不谈论的，哪怕它已经从纯粹的意义上看偏离了所谓的诗歌的母题，甚至越出了诗歌的运行的轨迹。但是它是必须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如果更一步地说，诗歌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独立的范畴，它也是政治，也是经济，我并不会感到它是奇谈怪论。我怎么可能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以为不存在政治化的领域呢？写作真有罗兰·巴特说的“零度”和仅仅是单纯的“快感”的追求吗？真能如瓦雷里以为的那样获得绝对的纯粹吗？我更赞成的是福柯的语言观点：语言是一种服务，是一种联系。我们怎样与我们的国家联系，我们怎样与我们的时代联系？出版审查、商业潮流、消费意识、法律运作等等，我们能够不考虑吗？在我的理解中，写作从来不是海市蜃楼似的东西，它永远是人与命运的抗争，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向人、社会说出自己对事物的认识，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孙文波，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孙文波的诗》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