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不仅仅是才华的问题
作者：孙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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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
一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诗歌史，从胡适发端，也许可以说成是“介入”的历史。这样的问题能够成立吗？当人们举出冯至、李金发、徐志摩，或许是不成立的，但要是列出郭沫若、艾青，甚至是戴望舒、穆旦呢？也许又是可以理解的了。而到更晚近的这二十年，北岛、多多，包括食指，他们的诗是“介入”的吗？虽然可能北岛、多多本人会否认这样的说法，但更多的人则很清楚他们的诗歌与“介入”的关系，正是中国的现实成就了他们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尽管他们想消除人们这样的认识，但从来没有成功。那么今天，我指的是我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与“介入”的关系，我们“介入”了吗？有些人会否定这一点，但是我不想否定。对于生活经历大可以与时代变化纠缠成一部复杂的历史传奇的一代人来说，写作不可回避地要受到影响，这一点，怎么说也是无法抹去的事实。
这样，“介入”已经不是一种选择的结果，“介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迫的，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因为当我们想要谈论命运，谈论人与世界的意义，想要认清楚自己是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存在的境域中时，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所有的客体，不得不从对客体的认识中，以及不得不从一种先于我们自身存在的与客体的关系中出发，来做出自已的判断，并得到自己的结论。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条件已经被给定的存在境域中被迫开始了我们的诗歌生涯的（说被迫，并非是说我们的写作是被迫的，而是说这种被给定的存在境域在形成我们的视角、立场、态度等等方面，具有基点的作用）。因此，我们能够相信那些时代没有什么意义的说法吗？我们能够以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写作都是唯一的，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吗？那是不是太天真了。是的，那的确太天真了。
不过问题是这样的，天真在今天还有很多人相信，并以为正是从那之中产生出了可以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汉语诗歌最光彩的部分。当然，也许真的有人写出了跨时代的作品。但我要问是谁呢？放眼看去，迄今为止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相反，在我尊重的同行中（这种尊重是有限的），正是对自己生存的境域有足够关注的人，才多多少少生产出了还可以一看的作品。实际上，不光是在我们这里，当雷威分析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时，他所找到的正是不管正确还是错误，像德里达、萨特、马尔库塞、福柯这些思想家们，都多多少少与他们的时代发生着关系（正像有人所论述的，1968年的法国社会动荡，使福柯、德里达这样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他们的学说的意义）,是一种关系使他们获得了自己的思考的角度，并得出了无法抹去时代烙印的结论。我们是要思考的。诗人是要思考的。存在决定意识。我们能够站在世界的外面思考吗？那除非你是上帝。但谁能够成为上帝？
我承认我的作品都是与我的生存处境相关的。我更多地是描写着我经历过的一切，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完成作品，也就是说是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对于我来说，生活，永远是写作的前提和背景。那种假设性的冥想，或者我们今天看到的被一些人认为的“绝对想象力”，以及认为的诗歌是天赋的产物，作品的生成是天降的观点，在我看来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是次要的东西。你有多少才华（像大海一样充盈？）又能怎样呢？你真的以为自己的想象力能够穷尽宇宙的奥秘，能够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使之绝对化地超然于我们置身其间的时间和空间吗？那不过是太把自己看得像造物主了，也就是说太对自己煞有介事。想一想也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中，无论是郭沫若、冯至、艾青，还是穆旦、北岛，甚至包括像戴望舒这样的诗人，是什么成就了他们呢？难道他们真的与自己所处时代没有关系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只要看一看事实就明白了。
回顾
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譬如说追溯到屈原的年代，《离骚》是什么呢？那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人文意绪是什么呢？不正是一种对生存处境的拷问吗？国家的消亡，自我政治生涯的失败，正是这些可以被称之为挫折感的东西产生出了《离骚》、《天问》；还有陶渊明，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下面真的就是一种隐士的风采？难道就没有理想破灭后（“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的无可奈何？更不要说李白和杜甫了，在这两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故事中，我们难道没有发现一点社会状况带来的个人生涯对写作的影响？我们真以为李白的想象力是建立在对纯粹诗歌的理解之上的？他的带有道家意味的人生哲学难道就没有对世事的理解和认识吗？当然了，还有苏轼，还有姜夔，还有……太多的诗人们。
尽管我们不会排除每一个诗人的个人因素，他的性格、秉赋、才华在自身写作中的作用，但是，没有社会发展便没有人类文化，或者更绝对地说，没有社会发展就没有人类。我相信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他的思想的缘由都不可能是没有具体性，属于空穴来风的东西的，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胡适为什么提出要用白话写诗，冯至、李金发们为什么受到西方诗歌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将之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格局中看待能行吗？而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存在着的过激的一面），也需要我们将之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发展的格局中（当然是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看待，才有可能理解其产生的缘由，并正确地理解到它的意义和价值。谁到今天还单纯地将之看作只是一种语言的变革运动呢？如果如此，不是太简单化一点了？
那么，那些今天谈论“伟大的八十年代”的人，他们难道没有看到这一“伟大”并不是由着横空出世的一批人而产生的，它的伟大还在于历史发展恰好提供了一片土壤。我们怎么可以不承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空白的思想场域正好给予了一代人表现自己的机会呢？我们能够忘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关键词：“民主、自由、回归”吗？没有这些关键词的作用，没有人们在长期的思想禁锢后，终于能够在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国门打开后风涌而至的西方现代文学带给人的强烈刺激，我们能够想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对创造的疯狂热情吗？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着疯狂地创造的热流在如江涛一样奔涌，也的确出现了诸多有着创造力体现的事物的产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它们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下，由着什么样的内外因素剌激产生的，我们也就等于是没有搞懂它们，并且说了假话。而那些说自己可以在任何时代都会以同一种方式写作的人，除了是故作高深地唬人，其真实性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吧。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真的已经总结好了吗？或者虽然我们给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有着高度的冠名：“伟大”，我们就以为自己说出了历史的真相？并找到了解释的钥匙吗？尽管无可否认历史需要真相，但是这真相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是什么使之有了可以成立的“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支撑体。或许更关键的是我们必须重新理解诗歌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以“这种”而非“那种”方式来确定它。而我们理解了吗？那些流派的产生真的就那么简单？仅仅是一种来自于自身思想的产物？他们真的没有受到诸如弗洛依德学说、存在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真的没有受到我们曾经置身其中,而今天仍然身陷其中的荒诞的现实的催生？并且我们在这种理解的过程中，又怎么重新评价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代诗人，不，不仅仅是一代诗人，还有我们的前辈的得失呢？
我个人曾经很轻率地看待过像北岛、芒克、舒婷这样的诗人，或者更轻率地看待过徐志摩这样的诗人，对他们的成就，或许是对他们的诗歌观念不以为然，认为有些简单和狭隘，不足以体现出某种诗歌的精妙。但是，到了今天我发现那是不对的，不是一种具有历史主义态度的做法。现在我理解到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写作的不足，并不是那种写作才能的大小——他们谁不是恃才傲物，觉得自己是有大才华的啊——而是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在这里面不光是形式本身的，还有着思想方法上的问题。现在，的确是现在，我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我个人的敬意。尽管这或许并不是文学内部意义上的，甚至与文学无关。不过什么又是文学内部意义上的，什么又是与文学有关的呢？而如果我说从来就没有单纯的文学内部意义上的东西存在，我是对的吗？我相信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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