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世界的疾病
作者：韩毓海
字体： 【大 中 小】
马克思关于鸦片贸易的天才论断今天依然是解释近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钥匙，这个论断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历史病理学”的天平上，从而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活的理解，因此他永远值得当代中国势利眼的历史学家好好学习。因为根据后者十分粗糙的势利眼逻辑，鸦片战争的历史便是所谓“落后必须挨打”，实际在1840年的世界上，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却是：当时的中国的经济总量是英国的十多倍，所谓“经济落后”真不知从何谈起。鸦片贸易仅仅在如下意义上才成为历史的转折，那就是：成千上万箱的“西方药物”——鸦片，竟然能够一变英国对于中国经济、贸易的三十年依赖，将这一英国一边倒的贸易依赖，改写为中国人对于“鸦片”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鸦片的的确确是一种“药品”，而它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依赖型药品”，如同胰岛素对于Ⅱ型糖尿病，如同毒品对于吸毒者，——英国人不过是将所谓“医学”的办法用于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如此而已。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鸦片这一真实的“药品”在中国的功用，其最后的结果却是英国殖民者始料不及的。按照马克思的解释，中国对于这一“西方麻醉药品”的依赖将会导致两个前途：一个是永久性的依赖，即使得中国永远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里的附庸和“依赖型”。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一前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的财富和生产力并非是无限的，相反，英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白银和产品的无限制的榨取，最可能的是导致中国经济由相对负增长走向绝对负增长，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其结果则必然是马克思所说的中国内部革命的爆发。因此，“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作为一个英国人始料不及的结果，它则导致了中国的第二个前途：就是革命造成一个新的、革命中国的形成，中国将以这种革命的方式，彻底摆脱和结束对于英国和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西方麻醉药品”市场的依赖，革命为什么能够结束甚至倒转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依赖型”地位呢？马克思认为：革命将推翻封建王朝而形成一个新的国家“边界”，正是这一新的主权形式、这一“边界”，以“脱钩”的形式反抗、颠覆着殖民主义推动的世界市场，同时也有效地阻挡住殖民主义铁蹄所携带的可恶的“病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谓鸦片这一西方的“药物”奇妙的功效：“仿佛先要麻醉那里的人民，然后再将她从麻醉中唤醒似的”。
对于欧洲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的研究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其中米歇尔·福科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清楚的揭示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力量的逐渐强大，与控制疾病流传的技术和机制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欧洲国家的“边界”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来自现代卫生学对于疾病的“隔离”和“集中控制”构想。换句话说，欧洲现代城市国家的兴起和强大，与“卫生学”的兴起和国家化密切相关，现代国家机制的配置与疾病控制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偶然的。实际上，是疾病的蔓延和对疾病的恐惧推动了近代卫生学的出现，而正是这一“卫生学”为现代城市国家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构想和方式。这里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就是，随着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化过程，大批一无所有的农民涌入英国和欧洲城市，居住在肮脏、黑暗，完全没有生活设备、特别是下水设备的贫民窟里。于是从1830年开始，黑死病和霍乱从这里流行伦敦并席卷欧洲，而在1840年之前，英国正处于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之中，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包括雨果在内的欧洲人道主义者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展开激烈抨击的真正原因，同时，这一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也是英国孤注一掷，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所在——而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经济危机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人道危机，恰恰与“英国国家能力”的空前强化相伴随，这一逐步军事化的、最终就是“军商合一”的国家的形成，首先则是与控制国内疾病蔓延、是与划分“伦敦东头”与“伦敦西头”的“城市规划”、人口普查、警察户籍制度、隔离运动密切相关，而审查、登记、化验的机制首先是从“卫生学”中产生，随后成为军商合一的强大国家手中的工具，正是控制疾病的需要使得英国国家获得了空前的组织能力——不应该被忘却、掩盖、抹煞的基本历史事实恰恰是这一获得空前组织能力的国家在殖民贸易中的角色：在1830之前的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是强者的一方，而英国是依附的一方，只是在1840年英国高度组织化的、“军商合一”的国家贸易制度下，而非“自由贸易”制度下，双方的地位才戏剧性的倒转过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还有个十分有趣的例子。那就是1996年我曾经在加州大学社会学的博士谈论班上听到一番高论，论者通过福科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合作化运动中对于粪便的处理”，论者认为“管理到粪”是国家对于私人领域的最无情的控制。他还引到了毛主席前所未有的将“粪”也写进优美的诗歌里的例子，听者一时大笑。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锡瑞教授(《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作者)立即起而纠正这种“学术玩票”，他指出，合作化运动对于“粪”的集中处理，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为了消灭血吸虫病。因此毛主席“千村薜荔人遗矢”那首诗就叫《送瘟神》，它歌颂的就是这一壮举。周教授指出：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家设定一个边界，没有这个国家推行卫生制度、合作医疗，对于疾病的控制和阻挡就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周锡瑞教授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福科的历史论断。强大的现代国家力量的兴起，从历史上看，显然与控制疾病蔓延的“卫生学”机制关系密切，但是，这一强大的国家力量究竟在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好还是坏，也只能从其具体的、真实的历史作用中去理解。
现代历史进程中疾病的扩散与控制的惊心动魄的进程，为处于这一进程中的压迫和反抗的正反双方所洞察，它同时也就自然成为双方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对于那些殖民者、压迫者而言，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边界”就是在这个“疾病”的意义上被确立起来的。因此，数以千记的关于殖民地、关于东方世界的讲述，都与“疾病的蔓延”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土著人才是疾病的携带者”的断言，乃是一切殖民计划的正当理由。“病人”、“东亚病夫”就是殖民地人民缺乏“文明”，以及其身体与道德双重堕落的活见证。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边界，殖民主义的世界构想，就建立在文明、纯洁的欧洲，与腐败、野蛮的“它者”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边界”、一个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对于双方都是需要的。而且，对于压迫与反抗的双方来说，这个世界体系也都是一个矛盾体：对于压迫者来说，获取物质利益和廉价劳动力的渴望，与对于“疾病”、“野蛮”、“传染”的恐惧交织在一起，而对于反抗者一方而言，是“独立自主”的梦想与对“先进技术和文明”的渴望并存。
但是当殖民主义的一页翻过，如果马克思在世，他又将会怎样描述我们今天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世界？
实际上，这个世界依旧是疾病四处蔓延的世界，这一点马克思的论述非但没有过时，毫无疑问的恰恰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在“全球化”的声浪里为获得财富和廉价劳动力而高歌猛进的时候，扩散着的疾病和疾病的世界始终依旧是其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幽灵在当今世界毫无疑问特别表现在对于AIDS的恐慌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世界的眼睛里，AIDS仅仅是第三世界的产物，尤其是非洲和中部美洲的特产——这一伪科学的论断当然没有任何新意，它助长了对世界的那一部分的“核查”与控制，但却放过了那些大腹便便的白人男性带菌者。甚至为他们在第三世界美女的“野生丛林里”的纵情声色四处猎艳披上了神奇光环。以至于在“上海的活宝贝”和北京的三里屯酒吧里，白皮肤就是全球化的“中国姑娘”(讽刺的是，这是1968年戈达尔著名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名字)眼中“文明”和“纯洁的标志”！而在诸如此类的“全球化写作”中，“本土的男人”却全部因为长期在公司里打工和加班，竟然丧失了“性能力”——如果说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讽刺，这的确是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