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老干部历史问题交待材料（１９６８）
作者：马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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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已逐步迫近了匪军驻地，形成了大包围形势。他们很恐慌，已在纷纷议论。前线已有一些小的接触，他们已经撤出了一些前哨阵地。匪军缺额大，想尽快地动员同他们有亲戚关系的同志和小同志留在那里干，其他的人都处理掉。他们内部为争人，还发生了争吵。
有些人虽然名义上“释放”了，走出去，其他部队遇到还会扣留，这是有意这样做的。如果能争取放走时，不能走大路，以免遇到其他匪军。
四连指导员张琳的舅舅在王尚志匪部干事，他本来想把张琳同志领出来，因为他带领大家喊了口号，王尚志对他恨透了，单独关押在一个地方，有牺牲的可能。
……
我们在军法处住了八九天，他们动员我们留在那里干，我们则坚决不干，又把我们送到总务处(?)。企图叫我们去给他们催给养(粮食)，我们还是不干，坚决要求回家。又呆了两三天，这时，王子英仍在军法处，他通过那个王秘书给我们三(或四)个开了释放条子。他自己开的条子则是以匪军士兵身分(份)，请假回家探亲的。在四月十一、二日下午，我们四个人(或五个人，如是五个人，就包括黄骏)离开了峨庄。
执法队那个士兵程希怀送了我们一程。除王子英外，他送我们每人一块钱。我们曾动员他同我们一起走，因为匪军内他有许多亲戚朋友，他说离不开。他送我们到山脚下，找到上山的路以后，才流着眼泪回去。
我们冒着小雨爬上山去，快到山顶时雨更大了，在一个石屋内避了一阵雨。这时，来了一个农民，他说山顶上有个村子，可以到那里住下。我们问明村里没有匪军时，就一口气跑到村里。这个村子叫阳集鞍。群众看我们穿的衣服，就知道是八路军，对我们非常热情。让到房子里以后，就做饭炒菜招待我们。正吃着饭，群众来报告说，从我们来的路上，走来了几个带枪的匪军，问是不是有几个人走到村子里来了，群众知道是来追我们的，已由村长布置人炒鸡蛋，叫他们吃完饭，就设法把他们打发走。过了一会儿，听说几个士兵已下山追我们去了。
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群众把我们安排到一个山崖下的房子里过夜，这房子好像是一边是山洞，一边是墙，离山口较远，比较隐蔽。
我们都很兴奋，几乎同群众谈了一夜。听说，群众得知八路军被伏击时，许多人流了眼泪。匪军为了催粮，已经逼死了十几条人命，群众对匪军恨得要死。有一个青年说，他是“罡风道”的，他的师傅是罡风道总头目的保镖。他听他师傅说，罡风道的头头已经作（做）好了准备，一旦八路军发起反击，他们就配合我军抄匪军的后路。这个青年为我们计划好回部队的路线，自愿为我们带路，送我们回部队。
第二天，他带我们专走山顶小路回部队。只在朱崖附近出山口的时候，遇到匪军岗哨。他站在山崖上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是回家的，就过去了。距离有几百公尺，没有看条子。出山口就过淄河，再走不远，就是我军防区，遇到同志，问明司令部驻地，就回到了部队。第二天，那个青年就回去了。
回到部队后，支队政委霍士廉立即找我们谈了一次话，问了被俘后的情况，匪军的情况。并告诉我们部队已准备好，不几天就发起反击，问我们有决心没有。我们都表示了决心，他也对我们表示了慰问的意思。
我和张单戈回了学员队，魏排长回了部队，王子英、黄骏是否回学员队，记不清了。部队发起反击时，学员队都没有参加战斗，敌人非常狼狈，被围的匪军有许多是跳崖跌死的。我们回到泰和后，看到了被匪军扔下的在秦和惨案中负伤的同志。其中有一个是四连的九班长，高个子，脸白白的，名字忘记了。
我们把牺牲的同志的尸体挖出来，重新进行了安葬。但是鲍、潘、邓三人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过了一两天，在淄河滩里开了一个追悼大会。
从峨庄回来的同志说，王尚志匪部溃逃时，用铁丝穿着张琳同志的肩胛骨带走了。以后，他肯定是英勇地牺牲了。
4月20前后，由王子文率领我们这批学员，到了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地沂水县王庄。途中经过另一部国民党匪军——翟汝鉴部驻地，很顺利地通过了。大概是因为反击战后，他们知道我军是不好惹的，不敢向我们挑衅了。
到纵队后，我和张单戈去鲁艺学习，其他同志多数去岸堤干校受军政训练，我去鲁艺时，才正式把名字改为马若。改名的主要原因是接受这次被俘的教训，防止被鬼子或汉奸俘去后，给家庭带来麻烦。同时，有些同志开玩笑说“羊落生”不好听，但这是次要的。
这一事件，以后在延安由姚仲明(他当过三支队政委)和陈波儿写成了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1962年自治区文工团话剧队(即话剧团前身)演出这个戏时，我曾向他们介绍过这一事件的经过和我的认识。这一事件，是当时山东纵队政委郭洪涛执行王明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鲍辉对这一事件应负直接责任。他们只看到民族矛盾，认为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匪军是“友军”；看不清国民党消极抗日，放弃斗争，积极反共的本质，忽略了在统一战线内部两个阶级存在斗争的另一面。因而对国民党放弃斗争，只讲联合。结果，对党、对人民，特别是对当时的抗日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鲍辉自己也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牺牲品。只有张琳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对国民党进行了斗争。他的光辉榜样，值得学习；他的英勇牺牲，值得我们永远悼念。
当时的国民党匪军游击队本质上是反动的，但那些队伍刚拉起来不久，比较年轻，组织还不严密，带土匪部队性质。国民党特务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控制，不像三次反共高潮及以后那样厉害。我被俘期间，就没有听到匪军问过谁是不是党员的话。他们的部队成分，主要是农民，对枪、钱、人注意得多，对政治问题却不大注意。我们当着他们士兵的面，发牢骚、说讽刺话，他们好像都不在乎。在总务处时，他们闭起眼睛像祈祷一样唱国民党党歌、总理纪念歌，我们在一旁忍不住笑出声音来，他们也好像无动于衷。
这一事件已过去二十九个年头，当时被俘的同志多是渤海地区的。在以后的岁月中，渤海地区斗争非常艰苦，部队变化很大。我长期在鲁中地区，没有可能同他们联系，所以，能对这一事件提供证明的同志，我知道的不多。好在当时被俘的人较多，即使不能直接证明我的问题，也可以对当时的背景和一般情况，提出旁证，这也是有用的。
下面的线索，供组织上查找时作参考：
一、王子英，当时他去山纵岸堤干校学习的可能性较大，是长山或桓台县人。
二、魏排长，年龄比我大几岁。
三、何××，是前华东军区后勤的模范卫生工作者。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模范事迹介绍时，才知道他是泰和事件中被俘的。
四、程希怀，年龄和我差不多，如果此人健在，到长山或桓台有可能查到。
五、整个泰和惨案的情况，霍士廉可能了解得全面一些。
关于我被国民党匪军俘虏问题的补充：
在我被俘后，曾准备了一套欺骗国民党匪军的假口供，就是：“我原来是在国民党游击队里干的，因为鬼子‘扫荡’，把部队打散了。我同部队失掉了联系，在路上遇到了八路军，因为八路军也是抗日的，我就参加了八路军。”如果匪军问我八路军内部情况，我就说参加了没有几天，还不了解。由于国民党匪军没有审问我，这套口供没有用上。现在回想起来，这套口供是错误的。因为：一、同国民党匪军没有划清界限。如果用上了这套口供，就等于说，我承认了和匪军是“自己人”。万一匪军说，“你留到我们这里干吧!”我就很难找出理由来拒绝他们。二、这套口供实际上承认国民党匪军也是抗日的，这就混淆了我军真正抗战，和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差别和界限。这是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
当匪军执法队的士兵问我为什么要坚决回家时，我曾说：“中国人光打中国人，使我很失望，所以要回家。”这也是极端错误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匪军打了我们，这是事实，而我军并没有打他们。说中国人打中国人实际就是说国民党打了我们。但是这样说，并没有把我军和匪军区别开来，听起来，是把我军和匪军同等对待，各打五十大板。这就是不敢同国民党匪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政治上软弱的表现，也是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
1968年6月
资料写作者：马若，老干部，现居宁夏银川。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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