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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历史问题交待材料（１９６８）
作者：马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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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己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
我在“泰和惨案”中被俘的情况
1939年3月，我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四连任文化干事(即文化教员)时，支队政治部调我去山东纵队学习。我到支队后，编入了学员队，学员共有四五十人，分成几个班。其中大部是送军政干校的；少数是送“鲁迅艺术学校”的；还有一些小同志，是准备培养为卫生员的。
三支队的活动地区在胶济铁路北面。当时叫清河区，以后改称为渤海区。去纵队必须通过胶济铁路封锁线，到鲁中地区去。我们第一次过铁路，未成功；第二次作了充分准备，由支队政委霍士廉亲自作了动员，才顺利地通过了。先住在淄川县佛村，以后又前进了几十里，住在淄河西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
从这里到纵队去，有两条路，一条要通过一段敌占区，危险性很大；另一条是通过国民党匪军防区，也有危险。当时部队领导上考虑到同国民党有个“统战关系”，就派人同国民党匪军联系。对方同意我们通过他们的防区，遂决定走后一条路。
3月30日晨，由两个连队护送这批学员出发。前面是十团的四连，后面是七连，中间是学员。我们一进入匪军驻区，就感到对方戒备森严，气氛异常紧张。前进了大约20里，到博山县泰和镇附近时，前面传令叫拉开距离，间隔五步，气氛就更紧张了。大家预感到要出事。部队到泰和时，匪军不准从镇中通过，叫从西边走，这条路东边是城墙，西边是淄河河谷，路就是河堤。当四连已经越过泰和，七连尚未到达，城下全是手无寸铁的学员时，匪军开枪了。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我们被四面包围了。同志们陆续从河堤上跳下来，在河滩上以河堤作掩护，躬身前进。不久，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从后面带着三四个警卫员赶来，他一面走，一边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命令部队卧倒，不要还击。
我走到城外西南角，前面是好几百公尺宽的河滩，是一片被交叉火力严密封锁的开阔地，不能前进了，就伏在地下。我的棉衣上被子弹穿了两个洞，但没有受伤。一小时后，枪声停止了。接着，有人喊：“起来，缴枪，到城里去!”喊声由远而近，直到有人走到我跟前时，我才起来。我在连队时背着一支马枪，一支步枪，到支队集中前，都缴给了连队。匪军看到我没有枪，就叫我跟着前面的同志，走到泰和西门。一进城门就被匪军撕破衣服，搜了身，抢走了我的七块钱，叫我到里边坐下。这时我才看到被俘的同志已坐了两堆，我就走到北面那一部分同志中，坐在地上。以后又陆续从城外走进了一些同志。过了一会儿，匪军就把我们押送到一个缫丝厂里去。除了大门口有匪军站岗外，偶而也会有几个士兵来巡视一下。大家三三五五地分散坐在地上，很少有人说话。这时，和我一个班的王衡同志偷偷地对我说，他的挎包里带着三支队的全部党员名单(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怎么办?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烧掉。我找到抽烟的同志，借来一盒火柴，就到房子后面的夹道里烧掉了。大家又向匪军提出要求，分头把受伤的同志抬回来，把牺牲的同志掩埋起来。政治部主任鲍辉也负了重伤，被同志们抬回来。
这支匪军是秦启荣的属下，司令叫李笑文。他曾到丝厂来过一次，他来时，匪军士兵把被俘的潘团长和邓科长(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邓复臣)押送进来。据说潘是李笑文的“老朋友”，他们见面以后，都很不自然地笑了一声，潘从衣服里面把匪军没有搜出来的一支手枪取出来，交给了李笑文。
不久，就叫我们站队，报数，除了受伤、牺牲的同志，当时站队报数的共177人。以后听说前面突围出去的有三十八个人；后面跑出去十七八个人，其中只有一个小同志回到部队，其他的在半路上又被抓回来了。受伤的有十几个人，当场看到牺牲的有七八个人，可能还有一些在远处牺牲的和跑散了的一些同志。
被俘的这些同志很少有超过30岁的。学员队则全部是20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参军都不太久，正在热情最高、天不怕、地不怕的时期，又是群众性的被俘，大家没有什么畏惧情绪，比较共同的倒是都非常生气。
报数以后，就由一个穿呢军服的匪军军官讲话。内容：一、蒋介石已下了密令，要把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全部消灭，不允许存在；二、这次伏击了八路军是“误会”，他们得到的情报是“鬼子出动了”，没想到是八路军(这是恶毒地诬蔑八路军同鬼子一样)；三、诬蔑八路军“早就同他们有摩擦”，说这次缴获的枪支中，有人认出原来是他们的枪支，被八路军抢走的。
解散以后，大家都气得骂起来，当抬来一些冷小米饭时，也很少有人吃，有些同志只喝了一些冷水。
后来听说，匪军当晚就把鲍主任、潘团长和邓科长秘密枪杀了。
第二天，就把我们押送到泰和南面20里路的峨庄。伤号仍留在泰和。
到峨庄后，首先集中到一个院子里，由另一个匪军司令王尚志讲话，意思同泰和那个匪军官差不多。他才讲了几分钟，四连指导员张琳同志就愤怒地站起来，率领大家喊了十几个口号，其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决不先开枪打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喊得整齐、响亮、有力。这些口号戳穿了敌人的谎言和阴谋。王尚志听到口号，一下就愣住了。他先是惊慌，后转为恼怒，脸憋得通红，话没讲完，就带着卫兵狼狈地逃走了。
匪军又把我们送到一个大房子里，后面的人，因为容纳不下，可能押到另外的房子里去了。大家很气闷，挤在一起坐着，不说话。我听到窗外有叫卖香烟的，就把身上没有被搜去的三角五分钱拿出来买了烟，大家就学着抽起烟来。
我们三支队和那支匪军，是从同一个地区拉起来的队伍，大部分是同县或邻县，还有许多亲戚朋友关系。到峨庄后，就不断有人被自己的熟人或亲朋领出去。同我们一起、也准备到纵队去学习的王子英有一个“把兄弟”在匪军军法处当秘书，姓王。他来领王子英时，王子英表示，要领就多带上几个人，姓王的同意了，就把王子英、魏排长(四连二排长)、张单戈和我一起领到了军法处。王子英和那个姓王的秘书住在南屋；我们三个人住西屋，同执法队的士兵在一起。东屋住着一个女房东，有三个被俘的女同志也住在那里，有几个匪军白天就跑到东屋里打牌、喝酒。那几个女同志和我们不熟悉，所以很少接近，偶而说几句话，也尽量不让匪军看见。
执法队的士兵只有三四个人，其中有个叫程希怀的，和我年龄差不多(当时我不满十九周岁)，对八路军有些了解，因为他的家乡长山或桓台常住八路军。我们也对他宣传我军是坚决抗日的，内部官兵平等，对群众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他对我们几个人也很好。其他几个士兵很少在房子里，多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有的晚上也不回来，我对他们已经毫无印象了。
和我们一起被俘的学员黄骏，年龄比我小，很逗人喜欢，被匪军选到一个处当勤务员，他是党员，有时到我们院子里看我们，就偷偷地告诉我们一些情况。通过他和王子英，我们知道了一些被俘同志的消息和匪军的动态。如：
有些同志已被放走了，如七连指导员说自己是当炊事员的，就被放走了。每一天都放走一些人，只要坚决要求回“家”，就可以放走。当时，大家都心照不宣，说回“家”，就是回部队。
我在空闲无事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常在空中用食指划字。黄骏告诉我，这事已引起匪军怀疑，说这是我们互相传递消息的暗号，他说以后千万不要再划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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