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为着“曾经”的承诺

作者：萌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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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审视角度是列奥·施特劳斯用“自然权利”的古典理性对启蒙思想中“进步理想”概念的批判。在中国当今思想界，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的引进潜藏着尖锐的冲突和思想交锋，已然逐渐显露为一个事实。但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揭示和对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强有力批判，不能不说是整个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阈。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以为也许我们可以置疑施特劳斯的前提和结论，却不能不高度重视他的问题意识。至少他对进步理想概念的批判，在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参照角度重新审视“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不同形态的区分。我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一文中试图区分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主义和七月派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主义。就理想而言，有个人的理想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理想又分为为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由此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理想；和为着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理想。前者可以称之为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后者则可称之为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这当然只是为了推进问题的一种尝试的类比的区分。
　　其实所谓“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主义”，说到底即施特劳斯所说的现代性许诺的“凭借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参阅《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至今仍是一个虚妄，因而逃不脱虚无主义的命运。如法国的“雅各宾主义”即“末人专制国家”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即“超人专制国家”这样两种相反而同一的“国家理想主义”，后果当然是虚无化的（同上）。换句话说，不可能把“国家”理想为“尘世天堂”，不可能用这种“尘世天堂”的“国家”让每一个人获救，从而让“国家的代表者”获得“上帝”的美名。由此反证，现存的“国家形式”其最具代表性的“自由民主制”，充其量不过是“隐蔽的等级制”，获救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获救，“国家”即“类”没有获救。（神为什么拒绝“国家”即“类”的获救？这个问题暂时存疑。）
　　同样需要审视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主义”。或者，换一个角度，不用概念的方式，而是回到个案分析或事实描述的方式，看七月派的“理想”曾发生的转变：“七月派”诗人历经从对民族苦难的敏感、表达，到个人自身底苦难的痛苦的承受，使苦难和理想同时发生了转换。首先是“理想”的意识形态化，它赤裸裸地成为对个人生存的剥夺。由此使人面临着尖锐的两难选择：或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化理想而心甘情愿地以生命作奉献──因为意识形态化理想在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中有不可避免的唯理想是从的倾斜——没有比个人更是非本质的现象了；或者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尊严，为了维护追求自由、尊严的理想而申诉、抗辩──因为个人不是理想的工具，而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者追求着的理想自身。也正是在后一种取向上，我关注“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究竟怎样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为此而受难，以致苦难后的复活是否真的获得了这样的权利：那些至今仍然纠缠活人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已经在受难中死去了；复活的只是“七月派”这批诗人所追求、所向往的“自由尊严地思想”之境界。在那里，不是用虚设的完美统一的理想模式去强制铲平中国人积习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而是在个人可以自由发展的独立精神中疗治个人因依赖而残缺的历史畸形。
　　那么与其沿用现代启蒙理性（包括中国样式的现代启蒙理性）设定的“平等理想”，不如更彻底地将“理想”还原到存在意义上的“自由追求着的精神”，为了不在虚假的平等要求中将“理想”人为地变成一个“理想实体”，从而造成双重欺瞒：理想已是对真实的欺瞒，理想又以光明的形式欺瞒着理想自身。也许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这样一种从虚假的平等中剥离出来的自由精神。由于现代技术发展导致的普世技术一体化已经渗透到人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语言方式乃至于更宽泛意义的表达方式中，使得它们在被工具地使用的同时自身也被工具化了，或者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将一切都卷入了“对象化的逻辑机制”中，腐蚀或消解了精神，从而造成欲望的同质化和平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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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海德格尔的“事件”敞现的眼界可以作为这里的第三个审视角度。海德格尔的“事件”（Ereignis，在识德文的朋友中，有各种译法：“大道”、“本有”、“居有”、“成事”等等。我倾向“成事”），至少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命运感和启示。它超出经验、超出个别，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却决不会上升为实体化的普遍主义。
　　所谓命运感。它不仅要求具体事件的当事人，如已历史地成为“胡风事件”底构成之“七月派”们，在命运突如其来的裹胁的纯然的被动中，居有而担当，有如命运般地感受它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并非直接当事人的我或我们，同样居有而担当，同样有如命运般地感受它的意义。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听天由命，而是把事件推到澄明之境以敞现自身，特别是敞现它隐蔽的关联域。
　　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常常不是一个“是—非”判明得了的。例如一群人走到一个关口，从面上看（注意，这是一种受限制的观点），往左走便于发挥集体能量，往右走便于发挥个人才干，这时，决定者往往决定往左走，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而且经验地认为强调个人才干是有害的，以此为自己的选择立法。选择本身包含着价值：取是好的，舍是坏的。这种人要么一杆子走到底，倒台完事；要么反其道而行之，你方唱罢我登场，尽管主奴移位，主奴关系依然如旧；要么取实用态度，走到下一步他或许会认为应该发挥个人才干了，理由变成“无所谓好坏”，不过依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已，从一元绝对论变成实用相对论，主奴关系依然潜在（只要潜在就行）。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常常需要它们在时间中连续呈现才能理会，甚至还理会不了，所以要反复经受其创伤劳顿的教训，还不知道能否有点长进。当经历了一圈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胡风事件”，人们是不是还要去争一个“革命不革命”的名份才算心安理得呢？似乎非争出胡风比周扬更革命更有才（下转第124页）（上接第176页）华才能慰藉胡风的在天之灵。当事人该怎么想，晚辈人或后继人该怎么想，那个事件的“事件性”在哪里，我们应该把事件摆到什么位置上才能敞明其“事件性”？
　　成事为了成己，成己为了成事——这才是“事件”所以叫“成事”的意义所在。
　　然而这是不仅要“看”、尤其要“听”才能长进的能力，即听事件更深更远的召唤，有时它会远到超验、启示的地步。这个能力我们常常是很弱的。说在表面处，它也是感受者、居有者超出自身的一种领会。在这里，“事件”揭示的，比“曾经”所揭示的时间的纵深的历史层面，更有一种无时间性的精神性本身的特质。
　　持守精神的超出苦难底直接性的接纳、倾听、给予、赠予——
　　这就是我或我们，面对父辈的苦难所应该而且能够作出的承诺。
　　萌萌，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升腾与坠落》、《断裂的声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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