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非典”是什么病？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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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教育再糟糕，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行政官员的晋升、市场竞争的规则、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能不能拔优汰劣，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一百五十年前，龚自珍就是从人才的匮乏，觉出了满清由盛而衰的运命；一百年前，章太炎更由封疆大吏的才质的一代不如一代，断言社会的崩溃不可避免。我当然愿意相信，今天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有许多事情，既是制度造成，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除了种种制度之弊的逼迫，也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也就有这样的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非典”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 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可不要小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尽管嘴上还要说：“我们是朋友啦……”），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说到究竟，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视的事物，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这一次的“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应急机制的孱弱、医疗能力的匮乏、公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唇齿感的淡漠了，所有这一切都以非常惨痛的方式提醒我们：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的撤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像“非典”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王晓明，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刺丛里的求索》、《半张脸的神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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