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非典”是什么病？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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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中没有“自然”的事情。四十年前，中国的媒体所以会异口同声地称呼三年大饥荒为“自然灾害”，就恰恰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政治文化。这一次的“非典”事件也是如此：即便这病毒是来自天外，既非广东人吃野物吃出来的，也非国际阴谋战略制造出来的，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就还是极为触目地凸现了今天社会的种种病象。当然不止是病象，还有疗救的坚决的意志，也不止是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度、甚至整个人类的病象，但是，身为中国人，我首先看到的还是自己社会的病象，是一系列来自制度、也来自精神的病象。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层级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层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决定对策的，却总是那站得比较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它通常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位者的头上）突然发生了，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一承认了灾难，自己就要吃亏，越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住在城里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的消息的人，总是更容易滋生吧。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俗话亦云“屁股指挥脑袋”，广东那一位声色俱厉地指斥“谣言”的卫生厅长，还有中央那一位当众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恐怕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来区别人我的逻辑，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当“非典”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简单，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什么地方“毒米”吃死了人，这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民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知识分子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没有人）为这些事情持续地深思、奋力地叫喊过？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非典”不像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体对待，谁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 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它的背后，也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同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那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一旦这样来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愤，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什么是制度的病？这就是。
“非典”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 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谁能想到，在二十一世纪，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在外省疫区的人，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小国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就越纷纷往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非典”是免费的，就是口罩，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 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也正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可以想象，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省会上演，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
从防治“非典”的大局来看，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每个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动，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够减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过，当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要让人安心于“老死不相往来”，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器械锃亮、医生成群，我这边却窗歪门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个社会，如果平时忽视公正、贫富悬殊，那到了危难时刻，就很难指望公众（无论贫富——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确有进步，至少许多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所谓“现代化”的标准看，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方面，社会的倾斜也逐渐加重，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上层和底层、新富人和新穷人……彼此的差异的扩大，真是相当惊人。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几年的不少行政决策：教育收费、乡镇“事业费”摊派、城市房价促涨、汽车和火车票提价……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损不足以富有余”的警告。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体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人医院：这样的事情，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你是不是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制度的病？
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县，不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样，真正的底层人民，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这些丢开职责、撒腿就逃的官员，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制度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会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地抱有一种期望：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期望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一位相熟的美国人就曾对我说：“在美国，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 尽管如此，这一次“非典”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还是令我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了“非典”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北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就是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工人，都在力战“非典”，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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