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非典”的政治经济学片想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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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背后
因“非典”而被迫停课前，正计划给博士生开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信息经济学。具讽刺意味的是，课还没有来得及开，我却深受“信息不对称”之苦。
4月上旬，尽管小道消息说北京的疫情已十分严重，但官方的“大道消息”一直坚持北京仅发现三十几例，卫生部官员还信誓旦旦地说“北京是完全安全的”。我听信了政府的说法。因此，4月15日那天，我把早已想到北京城看看天安门的乡下姑妈接进了城。姑妈原本只打算在我这里住十来天，因为家乡很快就要进入早稻插秧季节。
谁知一住下来就不知道哪天才能走。4月20日后，北京疫情日益严重，我们单位传达了北京市相关通知，禁止在北京务工或暂住外地的农村人员回乡；而很快，老家也来了电话，当地政府通知姑妈家，暂时禁止她从北京返乡。
本来就不习惯城里生活的姑妈急坏了，几次与我说，再呆在北京，即使不会染上“非典”，也可能会急病。所以，宁肯回乡下后被隔离，她也要回去。在费尽许多口舌劝不住她后，最后还是我母亲劝住了她，而给出的理由是：万一得了病，呆在北京还有医院治；而把病带回了乡下，不仅连累别人，而且连治病的地方都没有。
话题自然涉及到“非典”时期的城乡关系上。有位记者对我开玩笑，将今日中国农村对来自城里人的防备与当年防日本鬼子进村作比，一点也不为过。在河北与山东，农民们除了挖断与城市相连的道路外，各村几乎都在村口设立哨卡，禁止来自疫区的城里人进去。在一些城市，当政府决定将“非典”隔离点设在郊区农村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农民的冲击，有些地方还使用了暴力。而最近又有这样的现象：在河北农村，一旦某人发了烧，怀疑可能是“非典”，当地农民竟然以凑份子的方式资助路费，让患者偷偷进北京。
“非典”时期，要求全民同心的时候，城乡对峙如此，暴露出在经济增长背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当下许多人文学者出于某种预设的需要，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的主动式“城乡二元战略”多采取批评态度，认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并不断鼓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城乡互动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松动会缩小这种鸿沟，这自然有某种合理性。但经济学讲证据。完全按官方的“大道消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78年为2.37：1，到1984年缩小为1．6：1，从1985年起又逐渐拉大，到1987年就恢复到1978年水平。而恰被许多人文学者看好的城乡互动空前的1992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2．61：1；而据国家统计局“大道消息”，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城乡壁垒不断瓦解的时候，恰也是城乡差距拉大最迅速的时期。
“到了农村，连治病的地方都没有。”“非典”时期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就不仅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城乡差距，而且还显示了农村发展中道路选择上某些可反思之处。或者此时老外们的评论对我们不无启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主任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日前在很右翼的《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非典”造成的问题证明，中国农村公共卫生体制被侵蚀。评论说，“毛泽东在公共卫生领域建立了强大的制度，把医疗人员和资源分派到全国各地，确立低成本预防保健和大规模教育体系。天花、鼠疫和霍乱实际上在六十年代已被消灭，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婴儿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但随着改革年代的‘淘金热’，农村医疗人员回城，卫生保健成为只供有钱人的收费商业服务，城市医院成为医疗体系的重点。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合作医疗制度也消失了。1981年，百分之七十一的中国人可得到国家卫生设施服务，但十二年之后，得到国家卫生服务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一。”评论还警告说：“即使中国农村这次躲过SARS袭击，再次袭击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肺结核、艾滋病毒已经开始袭击很多村庄。”
当我写这篇文字时，“大道”消息说，关于“非典”病毒的由来，至今还不清楚。而在网络以及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中，有一个版本似乎最权威：这个病是从动物身上吃出来的。证据是，据“大道”消息，中国首例确诊“非典”病患者，就是深圳某餐馆专门负责宰杀野生动物的一位厨师，首批“非典”患者也以厨师多。我那十分迷信的乡下姑妈则对“非典”的由来有另外一番看法，她总认为这是对城里人过份贪婪的一种报应。
记得曾在一本清代笔记小说中看过一则故事：南宋时期，蒙古人入关前，依然纸醉金迷的杭州城里突然兴起一股吃蛇风，捕蛇者争相将蛇运入城里，致使南方诸省各种蛇几被杀尽。某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有人见一蒙面黑衣人在杭州城半空中蛇行，不时从手中拎着的袋中抓出鸭子放在一些人家屋顶上。第二天一早，许多人家打开门时从房顶上都掉下了黑鸭子，黑鸭子被他们又煮食了。不久，杭州城里流行一种怪病，凡屋顶上被放了鸭子的人家均有人得上此病，而病者皆呈被蛇咬后中毒症状而死。人们终于明白，那个黑衣蛇行者是瘟神，给蛇们报仇来了。
迷信本不足信，却也反映出某种“天意”即规律性。当下的中国，当资源再三向城市集中时，造就了城市的局部繁荣，也造就了城市生活的极尽奢华。十万元一桌的黄金宴在沿海某些城市早已不再新奇，三十六万元一桌的满汉全席也已经不乏人问津了。在吃尽了所有的传统菜肴后，富人突然对野味变得无比嗜好。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陆上走的都吃，连草原上生长的细如发丝的发菜、被称为“雪山精灵”的虫草也逃不过厄运。看来，瘟神将黑鸭子放在人的头顶，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这还仅仅只是暴露出当下中国人与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的一角。
一位环境科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GDP本身就是一个不良“文化病毒”，正在全面影响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此话有理。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看，人类使用GDP或GN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手段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使用这一指标不过八十年来的历史，但谁也不曾料到，GDP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左右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看，GDP的传染力绝对优于“非典”病毒。
当下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指标的最大片面性，就是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而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对这一指标进行更详尽的分析，这种批评还嫌太轻了。因为在计算GDP过程中，不仅没有扣除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而且在以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中，还将本来是“成本”范畴的环境损失，在环境资源经过了生产过程后，间接地变成了经济增长中的增量部分即“产出”，而这就意味着，对环境的利用越多，GDP指标会越高；而在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最重要指标下，为了使GDP指标越高，势必促使我们更加无节制地使用环境资源。
不止如此，从经济学的长期看，GDP其实还存在多次重复将其环境代价间接计入“产出”或“利润”。仅以两个特殊行业为例：一个是医药行业。当时我与杨帆等先生在讨论“非典”经济影响时都说，这次在“非典”中医药业表现十分活跃，并部分抵销了由“非典”造成的其他行业萧条而导致的GDP下降。但从长时间段看，当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损失，使人类各种疾病增加时，医药行业产出与利润猛增，而这种产出与利润又计算在GDP中。第二个是环保产业。环保产业的兴起，其实仅能部分弥补环境遭到破坏后人的生活的适意性的丧失，而对于巨大的环境资源破坏本身却几乎不起多少作用。但此行业的产出却越来越大，并计算入GDP之中。因此，环境破坏越严重，与环境相关产业产出越大，GDP增长率也越高。由此，又形成了人对环境资源无节制使用的另一种刺激。人与环境之间，终于由和谐共处走向了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