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非典”的政治经济学片想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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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在四十年前，因为把铅加入石油中，因此石油的价格上涨；而现在，因为把石油中的铅去掉，石油价格再上涨。”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奥宾曾这样论述一个只顾追求增长与利润的世界的荒谬。
回想一下二十多年我们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其他问题吧。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就指出：“亚洲地区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掩盖了潜在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环境的被忽视和恶化、高层的严重腐败、虚弱的和未加管理的金融系统，以及主要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最富裕阶层和绝大多数农村贫民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也就是说，GDP高速增长成了一床锦被，足以把许多问题都遮住。但“非典”终于来了，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锦被下曾被掩盖了的一些东西，并且有机会重新调整我们的某些发展思路。
中国这口鱼缸
《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球隔离中国》：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因“非典”取消对中国访问；中东地区各国因“非典”对中国地区公民停发入境签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于担心SARS病传播而拒收来自中港台的暑期班学生；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政府今天让一架载有一百多名中国工人的飞机返回了中国，担心他们带有“非典”病毒；美国政府已授权全美各国际机场的移民和海关稽查员，加强对来自中国疫区旅客的检查，必要时可使用武力拘留出现SARS症状的入境旅客；哈萨克斯坦政府周一宣布，将在三日内关闭与中国的边界。截止5月12日，世界上共一百一十三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限制措施……
这些日子，每当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我都更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知识界某些人士仍在鼓吹全球化、地球村时，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世界公民。当中国人的作为能创造出新的业绩与光荣时，全球或者可以分享中国人的福利；但当中国人面临某种灾难时，或者是天灾，或者是人祸，中国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作为负责，只能自己救赎自己，而无法指望上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民族国家。
如果我的体会还嫌理性的话，我一位朋友的感受可谓切己。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副总裁，他的利益完全国际化了，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人”。一年中，他总有几次要么在夏威夷海滩游泳，要么在瑞士高山滑雪，要么在南非草原狩猎。“9·11”之夜，他也跑到“现代城”参加了“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的烛光集会，并以此为荣。“非典”来了，朋友的那位外籍老板带着所有的外籍员工立即返回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由朋友来打理一切，每天按美国老板的要求用互联网和电话报告公司的情况。令朋友感到很不舒服的是，美国老板哪怕在口头上问候一下在疫区的中国员工的表示都没有，而仍旧只是关心成本与利润。后来，朋友忍不住向老板说，写字楼内另外一家公司可能已有人感染了“非典”。美国老板倒是回应了，让戴上口罩，但又补充说，中国的口罩质量不好，很多是用医疗垃圾回收后做的，不要戴了。凑巧的时候他会托运一箱美国口罩来。我这位朋友在这时莫名震怒了：等你的口罩运过来，我也许早死了。事后他很有感慨地说：“非典”来了，美国人可以选择逃离中国，而我能逃到哪里去？这个时候，我知道我是中国人。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看，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认识到，民族国家的基本功能有双向性，对外，因为国际贸易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所以民族国家是作为本民族国家内部公民的一个共同利益体，使民族国家内部公民能共同地最大限度地在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中获取收益，即“国家利益”。对内，民族国家利用其财政的功能，为民族国家所有的公民提供底线保障，并协调内部交易关系。正因此，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才把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定在财政边界之内，即民族国家的财政功能到达哪里，哪里就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同时，霍布斯鲍姆还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完成，民族国家作为本国公民经济保障的承载体，将失去意义，会由一个更大范围的全球共同体来承载全球所有公民的经济保障，所以，霍氏认定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在未来都会消失。
对于霍氏的理论，另一位著名民族主义研究者盖尔纳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比喻。他把民族国家比作“鱼缸”，而民族国家内部的公民就是“鱼缸里的鱼”。“因此，他生活在特别修建的单位里，在一种巨大的水族馆或者氧气室里。但是，这些场所是需要修建和维修的。在所有这些巨大的容器里，赋予生命、维持生命的空气和液体都不是自动的，需要专门的工厂。这个专门工厂的名称就是民族国家。它是鱼缸的唯一的管理人和保护人。”盖尔纳接下来将霍氏所言的民族国家消亡的过程比喻成“建立一个统一的更大的鱼缸、可以容纳下所有大大小小的金鱼的过程”。他说，“在原则上，为整个世界建立这样一个鱼缸，并且由单独一个政治权威和统一的教育系统来维持，不是不可能。从长远看，这是可能的。但与此同时，由于尚未谈到的非常充分的理由，全世界的规范、又是一整套不连贯的氧气室或者水族馆，它们各自有其专有的、不适合互换的媒介或环境”，“这个鱼缸目前不可能建成”。而且，由于工业化与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之间“新的分裂与新的对立”，“工业时代的右翼或左翼预言家和评论者经常预言的会出现国际主义，但是，恰恰相反，出现了民族主义时代”。
用霍氏与盖尔纳的观点看当下的中国，“非典”引发的国际孤立中国现象，更说明中国人生活的“鱼缸”就是中国，而不是世界。相反，世界这口“鱼缸”千方百计拒绝“中国鱼”的进入。
也就是在“非典”最肆虐时期，当许纪霖先生在接受访谈时呼吁民族同心、合力抗炎时，一位曾被某流行媒体称之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新生代继承人”的青年学者，竟然用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消亡理论反驳许先生说：按照霍氏的理论，当有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来承载公民经济保障时，民族主义就失去了意义。而且话语间一派掌握了“世界潮流”的模样。但不幸的是，这位“青年才俊”既没有搞懂霍氏的逻辑，更没有睁开眼睛看现实。因为按照霍布斯鲍姆的逻辑显然可以推导，既然民族国家的存在的合理性在于为本国公民提供经济保障，那么，在仍然没有一个霍氏预期的未来更大的共同体即全球政府来替代民族国家的时代，只能是民族国家仍然是本国公民利益的基本载体。而现实恰恰是，尽管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了，商品可以全球流动了，但民族国家公民却不能自由流动，G7以外的其他国家公民不仅无法享受那些富得流油的国家为本国公民提供的底线保障，而且不断收紧对其他国家公民入境的限制。
不礼貌地问那位“青年才俊”一句：如果你不幸染上了“非典”，你能指望美国财政出钱为你免费治疗吗？
再生发开说去。霍布斯鲍姆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得不民族主义”。正如霍氏所言，某一天星外来客到地球调查人类毁灭的原因，也许从存留的文献中会找到四个字：“民族主义”；但是，在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除了民族国家，人们还有什么其他更合适的政治单元来处理彼此间关系呢？
当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正在合力消解民族主义，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当中国这口“鱼缸”真被他们砸破后，世界又像此次“非典”过程中一样将中国视为黄祸，中国普通百姓还能生活到哪口“鱼缸”中去？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也许无忧：因为可能真有“美国鱼缸”或“英国鱼缸”来收容他们；而且那里的“鱼缸”水更清洁，饵料更营养，氧气更充足。我知道我这里所发的是“诛心之论”，但这些知识者的表现已经拒绝建立在彻底的逻辑与现实基础之上的讨论。
但更多的“中国鱼”还只能呆在哪怕快破了的“中国鱼缸”里。也因此，在经历了“非典”的灾难后，我们理当更加珍惜中国这口“鱼缸”。
卢周来，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局外人语》、《穷人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