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记忆的形式
作者：筱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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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记忆是可能的吗？
一个人在可能的一侧寻找路径，同时在不可能的一侧也寻找路径。草色凄迷，风的锐响穿心而过，造成一种寒栗，俄顷消遁，不留星点痕迹。
锐响是真实的么？寒栗是真实的么？无论怎样剧烈，都只在个人知觉里漾动，既不能以实体显现，亦不能量化，不能复制。因之不能证实，因之亦不能证伪。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一片空，进而是更深的虚无——记忆，记忆又是什么？
2
一张纸片贴着荒漠飘扬，在许多岁月里。
它假想荒漠上总该有眼睛，人的眼睛和兽的眼睛，识字的眼睛和不识字的眼睛，属于这一种文字和属于另一种文字的眼睛，有火焰的眼睛和没有火焰的眼睛……眼睛和眼睛是不一样的。火焰是一种记忆。识字是一种记忆。能读某一种文字是在某一路径上记忆。
一张纸片飘扬的形式，是记忆的形式。荒漠有足够多样的手段将一张纸片撕碎，消解，何况荒漠之上还有足够多的岁月。它挂在草茎上；它埋在沙丘里；它因沙丘流徙而流徙；它在雨雪中湿了；它贴在岩石上干了；它被鸟喙啄成条状去筑巢；它随巢倾覆，没进沼泽地；……
飘扬的状态，是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状态，既非有亦非乌有的状态，而消解的力量却是真实并强大的，因之零丁的飘扬终将消解为乌有。假如何其幸运，它恰巧遇到点燃它的眼睛，或者为它所点燃的眼睛，它就成了一个物证，一个存在，于是，它从个人的记忆变成共同的记忆。
3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有专著论集体记忆，自然，集体记忆才是社会学家可论的事情，个人记忆倘值得探究，只好归入小说家言或精神病学之中。
哈布瓦赫认为，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我们的记忆依靠的是我们的同伴，是社会记忆的宏大框架。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之中，记忆才是可能的，一些记忆才能使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
如此一座大厦以及周遭的建筑群，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它巍峨矗立，不可摇撼，从墙基到塔尖，里里外外都砌满了证据。
作为社会性生物的人，需要在社会中寻找生存的依凭；人的记忆也需要在他人那里寻找依凭。构成墙壁，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的叠加，而不是水母、野蒺蓠、雪花的叠加，为此需要在个人记忆中挑拣出与砖头同质的部分，并把它们裁切成规则的形状，删汰掉那些异质的、异形的部分。所谓删汰，也就是遗忘和涂改，也就是否弃另一些证据，这是个人趋同集体的代价，个人记忆进入集体记忆的途径。一座集体记忆的大厦，其起建本身，就是以遗忘、涂改和否弃为代价的。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框架。那个如同神迹的框架。那个无庸置疑的框架。像我们无从选择的社会，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像不得不服从的权力，是高于我们而存在的。它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成为我们记忆的统治者。我们将获得何等样的一座大厦，我们将拥有何等样的历史，全都由那个框架决定了。单个人在那宏大的框架面前深感卑微，深感无力。
然而，那个框架是如何建立的？由谁建立的？根据什么而建立的呢？
4
另一位社会学家康纳顿作出了自己的说明：“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至于社会记忆本身，我们会注意到，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
因，或果。或者互为因果。
某种强力统治着我们的记忆，并从记忆深处统治着我们。
希腊神庙倒塌之后，留下一些廊柱，这叫遗址。遗址是记忆的栖身之地，流连之地，也是记忆的崩溃之地，散失之地。许多风化的故事流徙在风的道路，许多异域的故事伴同流沙迁来。故事和故事之间穿行着一些魂魄，更横逸着永恒的空白。修复这些廊柱，进而循着这些故事修复整个神庙，那是重构记忆吗？即便从前的廊柱在着，从前的神祗到底被时间遮没，到底是残缺不全的。于是新起的神祗获得遗址之时，更多地获得了记忆的空白，空白极大地便利于神建构他的意志。
既然有廊柱倒塌过，消失过，也可以让余下的廊柱继续倒塌，继续消失；既然有廊柱缺损过，毁坏过，也可以重新再造更大量的廊柱；既然在曾经有墙基的地方找不到墙基石，便可以在没有墙基石的地方放上墙基石；既然从前的神祗可以建造神庙，那么今天的神祗也可以修改遗址。
为一个神祗的诞生，有时需要大洪水，有时需要地震，有时需要战争……有时却只需要在一个无声的夜晚，悄然挪动一下记忆的某些梁柱或某块墙基石。
记忆是一条倒流的河，它以现在的基石为起点，向前回溯。因之记忆是一条迷失的河。
康纳顿所指的“有组织的忘却”和“有组织的记忆”都是真实的。在一次又一次挪动的基石上，神和人一次又一次重构历史，而组织齐整的人们就一遍一遍地背诵这样的历史。
5
失忆是一种精神疾病，然而集体的失忆呢?
一个人忘却了社会集体所要求于他的，他便是有碍社会正常生活的分子，是染病的分子，错乱的分子。然而集体的共同遗忘却从不被诊断为流行病。在精神疾患的诊断上，向来有一个多数的原则，正常——也即健康与否，总是以在人群中数量的多寡来判定的。多数人的状态，便是正常的状态，多数人的行为标准，便是健康的标准。因之，集体的失忆从不被质疑。不仅如此，它甚至就是社会的一剂镇痛灵药，一种伤口缝合术，平复术，用于重建社会的秩序和安宁。
作为社会不合时宜的纤弱神经，某些深为痛觉困扰的知识分子一再悲叹群众的势利，全无逻辑可循地突然倒向强势的一边。其实记忆也是势利的，它同样遵从人的合群的本能，附着于社会强势的框架，在那里寻求认同、给养和支撑。所以，哈布瓦赫说：“所以，他们会在与集体记忆演变相同的方向上，使他们的回忆发生屈折变形。”一旦粘附上集体的墙壁，虚无的就变成实有的，飘缈的就变成确定的，无意义的点点滴滴便获得了强大的意义。
风掀动流沙，像是一场合谋，满世界是风和沙的啸声。沙粒和沙粒彼此相似，彼此跟随，彼此依存，每一沙粒都是卑微的，弱小的，无辜的，然而它们竞相卷入的沙之流是强大的，合群的本能是不能抵御的。一夜之间，一个曾经巍峨的沙丘抹平了，另一个沙丘凭空矗立了。和平的遗忘，和平的重构，没有一颗沙粒能在空白之地发出嚎叫，让流徙的同类回望它们曾经高耸的位置，事实上也没有坐标可以确定它们的位置。一颗沙粒，如果它活着，它的生活也是碎屑式的，不连续的，片断与片断之间没有线索。
然而，总是有沙丘在夕照中起伏，镀着铜的颜色，每一时刻看上去都是亘古不变的，这构成大漠永恒的景致。
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写道：“今天，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还保持着连续的情感。其他人则必须将记忆抹掉；他们不允许自己保存记忆，……许多人热衷于失去记忆。”许多人，构成强大的社会集体，不合群的分子便是异变的分子，错乱的分子，是社会的叛逆。人们需要忘却最为痛苦的最为不堪的经历，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由此推断，记忆是一种精神疾病。
6
一个囚徒在牢狱里敲墙，是为了寻找回应，为了寻找有共同境遇的人，是为了在隔绝之中寻找对个人生存的支撑，对个人记忆的支撑。孤绝的监禁切断了生活所有的参照物，连时间也是没有刻度的，没有定向的，一切都在知觉与幻觉之间流转飘移。隔墙的回应激起这一个囚徒的狂喜，当隔墙的叩击声传来，他即刻辨认出生与死的分界，获得了对自身遭遇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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