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性、性别与中国社会转型
作者：黄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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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
旷新年：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是一个“搭车解放”的过程。辛亥革命，妇女搭的是民族解放的车；共产党革命，妇女搭的是阶级解放的车。妇女每次都是通过参与社会运动，通过阶级和民族的解放运动来解放自己。Dominach：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法国的妇女运动逐渐与环保运动、关注监狱、移民问题的运动相结合，最终体现在左派社会党的政策中，对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改革发生了作用。“搭车”的说法很有趣。妇女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是什么关系，与整个人类的解放又是什么关系，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如果妇女运动仅仅是争得一个妇女翻身——以往男人才坐的虎皮交椅，如今妇女也坐上了；以往男人才动不动打人，如今妇女也不客气了——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意义稍嫌窄了一些，因为它依旧没有跳出被压迫—造反—压迫的循环，对旧世界基本结构和原则谈不上改造。前面提到这些年女性特征的泛滥，其实大家往往忽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生活疯狂的男性化或野兽化。丛林法则风行天下，强者哲学深入人心，男人杀气腾腾自不必说，女人也都雄赳赳的。黄平以学术话语为例，指出具有男权特征的写作，把情感因素包括男性的情感性文字排斥在外，不承认其为学术。而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功劳就是把情感叙述纳入学术话语。那天我们请来位女画家，本指望她在概念、推理、逻辑、分析、证明、证伪的钢筋水泥间添加一点绿色。可惜她一看那森严的“逻各斯”阵势，瞅个空子就没影了。“政治女性化”、“社会女性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改造作为人类文明基础的竞争原则。中国阴柔的古典文艺在这方面就发挥过一些影响，世界上许多文化也都包含这样的因素。以今天虎伺狼环弱肉强食的天下大势，这在实践上怕只有缓行，但理论上却不必缓谈。妇女的解放，应该是人类最终解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共有一个终极目标。变小红、黛玉为泰森、霍利菲尔德的社会化工程，目前不妨照常进行，但使人人有母爱、有柔肠、有慈悲心的宏远蓝图也应该开始勾画了。赵世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也提出女性主义研究应为社会科学研究添一性别视角，不要光局限于妇女史或历史的某个侧面，更应该有一部性别角度的通史，这样才有方法论的意义。这方面，西方女性主义贡献了一批研究成果，如他们对史前史、特别是克利特文明的研究确实有发人未发——当然也有遗人未遗——之处。
女性主义研究：也研究一下自己
赵世瑜：女性主义应该对自身有一个清晰的反省。其实社会研究都应该抽空研究研究自己。知己和知彼是一种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很难相信缺少自省的研究能够真正做深入了。李：中国的女权主义组织拿了国外的资金，关起门来做研究，调子越来越高，圈子越来越小，有些观点不过是对西方的模仿。不独女性主义，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各种流派几乎都能在发达国家的大学院系找到它们的“总部”。在一个参差不齐却联系愈密的世界里，借鉴、拿来、甚至取经不仅合乎情而且顺乎势。但有一点，G7的今天未必就一定是我们的明天，中国人的问题矛盾及其轻重缓急都不可能跟西方一样。这就需要各支部的书记和干事端正“洋为中用”的态度，不要像当年王明博古似的，下了飞机就只顾传达上面的精神。赵世瑜强调女性主义研究也有个本土化的问题。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在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很多文章，方法观点就别说了，只需闻一闻题目，就知道是要端上西餐桌的。赵本人这些年的通俗文化史研究，在学术的洋为中用方面的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小东根据具体的历史案例，批评有些女性主义研究根据不足、阐释过头的倾向。研究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学术”本来就容易受干扰，具有强烈利益取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如女权主义、当今左右各派，就更别指望它们“平实”了。它们“偏”于各自的经验立场，既目光独到，又顾此失彼。改变利益格局是它们的根本目的，而求真则只是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各家各派还有各位便都是一脚踩着实然、一脚踩着应然的矛盾统一体。迂阔的，险些劈了叉；灵活的，弹力球似的来去自如；有条件的，一把将真理塞进马靴，从此省去了好多嗦。王小东有个比喻：这样的求真就像当律师为人打官司，你应该为你所代表的利益立场把事实说明白，道理讲清楚。如果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一味的胡搅蛮缠，不但会输官司，弄不好律师执照都要被吊销。因为毕竟，真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基本价值，不把它当回事的结果，通常是不被当回事。
社会转型的匿名动力
赵世瑜：现代史上大约三十年一次社会转型，每到这种时候，性问题就浮出水面。改革开放以来如此，晚明也是如此，这很值得探讨。言心言性几乎成了社会巨变的征兆。回想二三十年来由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八十年代初的思想界也曾从人性观与历史观的角度做过铺垫，最典型的就是学者翻开《马恩全集》，翻到“恶”推动历史的一节。但那也只是背诵，实践上虽功不可没，学理上却乏善可陈。“恶”是个宽泛的概念，就像个大宅子，“恶”的人性为宅中一院，性为院中一室。理论家只是跑到宅门口放了挂鞭炮，又来到院门口扯了封条，就匆匆跟着人潮忙别的去了。对于人性，我们并没有比几百年前的休谟、霍布斯更进一步的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近一个世纪惨烈悲壮的制度实践，中国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是为社会理论探讨人性以及基本的社会、生理欲望这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了绝好机会的。王小东：这次讨论会最缺的不是阶级的视角、民族的视角、性别的视角，最缺的是性——作为社会动力的性——的视角。中国怎么就由二三十多年前的“全民皆兵”变成如今这副不好形容的样子，政治、经济、国际方面的解释我们听说了不少，很想知道在另一个层面上，某些“原始”的冲动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比如说，前二十七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相对平均的社会关系，为个人主义的竞争欲望积累了多少“势能”——就像秋千从这个高度摆向那个高度？同样，在大家的直觉里，性在改革开放中起的作用也不一般，说它提供了核动力也许不算夸张。关于这一点，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反映得较为充分——不是用皮肉，而是用神情。而社会科学却木呆呆的——毕竟距离脐下三寸，头要比心远着一截。学者不涉及这么一个话题，“害羞”大概是一个原因，年深日久的文化禁忌不可能放过“探索无禁区”的学术。另外学者在象牙塔里住久了，隔肚皮看人心的功能大打折扣，人家旗子上不写明他就看不见，也是可能的。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障碍。李省龙：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在实际成为中国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对性的问题一直忽视，而且忽视得非常彻底。我们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基本社会哲学框架，如马克思、韦伯的，都不包含这一内容，福柯、马尔库塞的，又不太成气候。社会科学家其实和大多数游客一样，没有正式开发的山水，一般不会去乱跑。另外，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再加上“功能主义”之类），对付这种东躲西藏的话题也有力不从心之处。有些非逻各斯手段倒是能够收开门见山、直指人心的效果，可惜不为学术体系所接受，即黄平前面所说的情况。这也难怪，世俗智慧并不怎么过人的学者，不把“损人利己”写成“ds=des＋dis”，他凭什么带了硕士又带博士？凭什么比街头艺人、街道居委会主任多拿而且多占呢？
李银河：有人说，人类吃出了一个物质文明，×出了一个精神文明。性欲的升华成就了艺术、美术、音乐。一般而论，这是不错的，恩格斯关于文艺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我们还很想知道，性这种原始动力除了让人唱歌跳舞交配生育之外，它在大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还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这二三十年转型过程中，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王小东：其实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腐败在官员中普遍的蔓延，就与性特别是与官僚体制对待性的既紧既松有着直接的关系——熬官的时候谨小慎微不近女色，等到熬出头可以涉足风月的时候，幼稚得几乎就像初恋少年，极容易情天恨海地昏头。李银河：最近西方有本书研究“文革”的动因，说“文革”中红卫兵起来造反打老师是性压抑造成的。这个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不好说，但性绝对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李省龙：1983年全总有个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有人回答资本主义好，原因有两个，一是钱多，二是可以乱搞（男女关系）。八十年代中后期，很多人抛弃当时比较舒适稳定的工作南下深圳，也都隐含着这样一个动机：那边离香港近，性的机会一定多些。此外，1980年代中后期，在内地普遍收入还很低的时候，家用录像机便普及了，性是一个直接的动因。后来因特网的普及大概也有同样的因果关系。不知贡献了GDP几个百分点的性产业就更不必说了。本来安土重迁的中国人，那些年却东奔西走得热火朝天。要在社会流动中争上游固然是根本原因，但人到了深圳眼可就花了、脚踏上美国肾可就苦了，想必也是许多丹田里都在转悠的故事。如此，在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时，就不妨想想：毛时代的性压抑后来如何转变为对西方的性幻想？这种性幻想又如何促成了向西方看齐的社会心理和政治价值观念？最后又如何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小政策？钱永中：听家乡老人说，凡是参军打仗去的一般是单身汉。一是没有拖累，二是没有性的满足。可以探讨一下性和暴力革命，和战争的关系。以往都说革命是解决吃饭即经济问题。但是不是有些战争或革命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解决性的问题？冯世则：我不知道有哪个自卫者、起义者的暴力集团或哪个社会运动把反对性掠夺、性压迫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说出来的，往往都是政治、经济。不但革命这种极端的形式要解决一部分人的基本动物权即交配权，使广大阿Q一个跟斗真的就翻到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就是那些硝烟不起的社会变迁，又何尝不是在直接间接地进行着性资源的重新分配？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本来打算向副营长许身的淑女和大学生喜结了良缘；1980年代中，新富起来的旧瘪三用王朔小说调侃起才子并勾引他们的佳人；1990年代，海外空房里的学子倚着单人床垫上的孤枕，国家民族甚至阶级意识油然而生，他们打开电脑，进入网络，为中国当代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性在社会过程中随处可见，既作为结果又作为原因。荣维毅：性有原始本能的一面，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以什么方式满足我们的性，在性关系中处在什么地位，这绝对不是原始的。我们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背景，再者，在任何一个转型期都有性资源的重新分配，但是谁作为资源的占有者获得了性，谁作为被分配的资源满足别人的性需求，这就包含了阶级、民族、种族问题。单独谈性动力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离不开阶级视角、性别视角和民族关系。吴小英：在很多情况下，性问题不是生理问题，而是代表了人格尊严、地位等社会含义或文化含义，他必须争取这一块。比如吃，对很多人来说，根本不是满足基本生理需要，而是要满足社会需要。性也有这层含义，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强调一种被忽略事实的时候，确实要警惕新的决定论或简化论。不能向社会生活的复杂丰富性前进一步，接着又后退一步。记着曾听女权主义者说强奸是纯粹的权力行为而绝非性行为，就属过犹不及之论。性与其他社会力量辗转因果，互为条件，组合出复杂多样的关系，有时你是我的老板，有时我做你的代理，其间千变万化，都需要深入细致的探讨——当然首先是承认有这么回事。
孟宪范：性与社会安定有非常大的关系。根据现在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我国十年后将有七千万名适龄男子不能婚配，比法国或英国的人口还多。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宏观社会政策对此应有安排。改革开放以前，建立钢铁厂的地方必须建立纺织厂。新疆建设兵团也是有意识地进行女性移民，但是人数很少，只能满足领导层的需求。很多兵团战士终身光棍。还可以再往宽里远里说说。人类生活最高目的在于获得幸福，而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之一，男欢女爱总的说来要比财富、权力、声望之类物廉价美，耗材甚至低于弹钢琴刻图章，称得上“绿色幸福”。我有时看见河边缱绻的恋人，不免感慨系之：别人刮肚搜肠、吮痈尝秽、攻城掠地、杀人越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领略到的人生幸福，他们竟于一动不动、四目交视之际应有尽有了！这倒不是建议从此把名利场统统改作风月场，老少男女不是预习飞媚眼，就是复习卿卿我我。对作为基本幸福资源的性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应该进入社会科学的视野，纳入社会改造的长远考虑。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变本加厉地把人生幸福定义为对物质资料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占有——坐宝马奔驰在地上兜风已不算什么，要乘飞船在太空兜圈子才叫风光——的总趋势下，应该想想如何为人类的“幸福”多寻找几个支点，因为石油、红木、狐狸皮什么的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黄纪苏，学者，现居北京，有著作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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