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性、性别与中国社会转型
作者：黄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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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与《中国社会科学》最近围绕“性、性别与中国社会转型”开了一次会。与会者杂七杂八，并不限于女性主义研究专家——连画画的我们都请了。这对于“学术”或许有所不合，也就是说会降低它的“含量”，不过对于学问则未必是坏事。“含”的意思，就是把学问含在嘴里，化在肚里，可如今的趋势，却是把它涂在唇上，染在腮上。本来略无见解的人，只要坤包里备了“互文”、“解码”、“反熵”之类货色，出门时取出小刷子对着小镜子，老手只需寥寥数笔，便有把握满载而归了。这次我们把门稍稍开大一点，无非是希望在这样一个风云未定之天，学术能常常回到学问的出发点上来，而不是打着专业化的旗号，顺着体制化的路线，朝着阶级化——三十万年薪、“终身教授”之类——的目标，越走越神头鬼脸，越走越乌烟瘴气，越走越不知道这帮人拿了民脂民膏究竟在干什么。
近二十年的中国，经济由计划而市场；就连孩子们的流行穿戴，也由改革开放初年的鸡腿裤改为一对面口袋似的东西。其间的深刻变化，譬之沧海桑田并不为过。在这天旋地转之中，性及两性关系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受了什么样的影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会者对此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以下会议纪要根据录音整理编辑，笔者仿我国旧籍注疏体例随文评点，以期有所补充、发挥或商量——会是公家出钱，意见倾向均由个人负责。
性的变化：事实、原因和性质
王小东：中国青年的性行为、性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社会转型一个重要方面的技术转型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就拿互联网技术为例，网络短信息的年收入在三百亿人民币左右，占互联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据调查，这里面网络情人和黄色短信息占了相当比例。20—30岁的男女青年思想很随便，网上情恋号称“虚拟”，但很多最后都落实到了具体的床上。也难怪有人说网络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皮条客。李银河根据前后二十年间几个中心城市青年婚前性行为比例的大幅度攀升，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性革命”。荣维毅则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指出，性行为的开放并没有伴随女性在权利地位方面的真正改变，所以称不上“革命”。卜卫也指出，人们观念中的性别关系其实变化不大。这表现在公共领域取得成绩的女性，媒体要固执地追问其私人生活，热情赞美她们事业、家庭两全，表现女强人对家庭的歉疚，强调女性在私人领域的传统责任。记得从辛亥、五四以至共产主义革命走出来的“大姐”，看她们当年的照片，不是手里握着匕首就是腰间别着手枪，属于毛泽东所谓“多奇志”的那类中华儿女。到后来，她们露面多在六一，被儿童甚至是少年围着。黄平：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出现了一个两极化过程，一方面，城里有钱有知识的中青年在性解放，而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妇女则再次被剥夺被奴役被迫到市场上出卖青春和肉体。所以，今天中国的情况很难用性解放或性倒退一概而论。从丈夫给老婆下身上好安全锁然后出门在外，到互联网上组织换夫换妻俱乐部，中国的性关系模式彩虹桥似的横跨奴隶社会和后工业时代之间，真不愧“多元共存”。与此对应的，是社会发展的高度不平衡。这就要求学者在主攻象牙、专注象腿的同时，也把象的其他部位收入余光。祝东力：建国后，在性的问题上禁忌较多，越来越清教主义，这是与当时普遍的生产型伦理相适应的。追究起来，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和性伦理、共产党的朴素主义信仰，以及毛时代的准战争体制。毛时代，中国在美国阵营的战略围困当中，实行国际范围的武装割据，这是导致其指令性经济和管制型社会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的比较节制的性观念和性伦理，以及共产党的朴素主义信仰也由此找到了其持续存在的社会土壤。1970年代，以中美和解为标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被迫承认中国的合法性，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告一段落，中国开始全面放弃持续多年的准战争体制，开始了“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经济人”为驱动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性的问题上也趋向于放纵。这是与物质主义时代的消费型伦理相适应的。唐灿：过渡时期一边是具有强约束力的传统，一边是商品社会的物欲、个性发展和个人自由主义，二者强烈冲突。再者官方反性倾向与市民社会对性的松弛和宽容态度完全脱节，造成了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的脱节。吴小英：中国正处在一个性别的转型时期，由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意志的无性化转向改革开放后市场主宰的性别歧视。关于毛时代的“无性化”问题，似不宜止于笼统、印象的叙说。毛时代还有前十七年、后十年之分，性“有”到多少，“无”到几分，是很不一样的。再者，那时收音机固然净放些《延河滩上女石匠》，但日常生活中却不废谈情说爱、生儿育女。这就需要我们细心考察所谓“无性化”究竟发生在哪个层面，“国家意志”究竟管领了哪些领域。另外有人以为中国前三十年妇女地位没提高，因为提高的是“人”而不是个人，也不是“女人”。辩证虽然可喜，但不能过头。
女性的商品化，商品的阶级化
吴小英：市场主宰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重新包装下的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从总体上说，女性的身体化并非市场给与性别的唯一定位，当身体对女性来说比其他资源效率更高时，就会被滥用。只要性别的获得性资源如博士、硕士证书在市场上比先赋性资源如丰乳肥臀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就会最终得到制止。身体化及其滥用在市场发育的相当时期内还会盛行。旷新年：女性的商品化是人类两性关系的正常状况，这是由人压迫人的基本社会格局所决定了的。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妇女，自然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不过，女性身体由物品变成商品，由自己决定买卖，也算是一种进步。1980年代以后，妇女身体的解放实际上被经济大潮所俘虏。女人获得解放，也受到剥削。妇女的解放与阶级分化是同步的。卜卫：在市场经济时代，女性的身体被媒体在各种场合利用，这不能算是性解放。因为女性是在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下，以卑微的角度，希望吸引男性的目光。即使是在平等的情况下，女性的自我展示也会受到扭曲。例如女足在胜利后的裸奔是非常自主的展示，但是在性别不平等的大社会环境下，它被男球迷利用、侮辱。唯利是图的市场不但叫卖女性身体，同时也兜售男性特征。像男性小歌星被女顾客摁在台上强行委身的报道，好像发生了不止一次。公共酷哥靓仔的火爆风行，说明已有一个庞大的妇女群体开始消费男“色”。这是在谈论市场化下的性别关系时所不应忽视的一面。在目前市场化尚不充分、并非所有男“色”都能摆上货架的情况下，无才、无势、无钱而徒有其表的中下层男子在等级体系中显得特别拮据凄惶，他的浓眉大眼，对于几乎清一色的男领导无异对牛弹琴——就算碰巧有女老板观念超前，走哪儿都爱带上他，他也没脸面首不面首保镖不保镖的跟着人家招摇过市。而同样的“三无”女子，却有腰肢可扭，秋波可送，虽不算“正”道，好歹还是一条道。在讨论性别不平等时，不要光丈量“二奶”和斜上方的大款间的距离，也要把“二奶”水平地和她们的男同乡或男同事做一比照。男尊女卑的性文化是复杂分裂的，它对某些男性群体的伤害，其实不在女性之下。
妇女的商品化如果发生在社会阶梯的底层，那多半便是卖淫。黄列：性、性行为的自主包括了身体的自主，全面禁娼既不合世界主流，也不现实。钱永中也认为：目前性交易和性商品化，只要不为外人暴力强迫，就算民主合理，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吴小英则强调，在一夫一妻制的时代，卖淫妇女承受了道德伦理上的伤害。卖淫不像卖别的，它是以正常的爱情家庭生活、人格尊严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卖淫确实跟社会最底层的马牛役如抬死人运泔水有共通之处。所以，在谈论女性商品化的时候，要注意阶级化的问题，别把女明星出写真集跟妓女接待糟老头子混为一谈。大多数妓女不过是为弟妹攒学费，为父母挣药费，还达不到“自由”“民主”的高度。社会上另有种说法：如今很多妻子苦于性饥渴，盼伟哥如盼救星，而妓女们却山珍海味，大快朵颐，过着美不胜收的日子。网上即有自称妓女的在那里赞不绝口：一会儿一人，一天十样，妓女的生活是多彩飞扬的！我怀疑这压根就是哪个男光棍的长夜破闷之作。妓女也是人，不但梅毒艾滋病不愿沾，就是“大肚子小细腿”的中年官僚，她们也未必想碰。当然，在观念中把自己简化为一个性器官，每天除了欲仙就是欲死，也不失为反抗社会道德压力的一种手段，因为“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虽然流行各界，好像还从来没有真正落实到妓女的头上过。陈明侠将卖淫与嫖娼做了区分：卖淫是出卖劳动，而嫖娼是剥削。据说这是瑞典人的观点，道理虽不大好懂，结论却很对：要解决卖淫问题，不能仅从卖淫入手，而应卖淫、嫖娼一起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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