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女性主义与“方法”
作者：孟 悦 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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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发展到后来扩大了一个方法和领域，成为一个作研究时选材的角度，而不是局限于原初所想要解决的直接的性别平等问题。像任何一个领域一样，它可以产生一堆文化垃圾，也可以产生很有意义的研究。比如说，DorothyKo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妇女史的研究，指出在通常认为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妇女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明清时代大量的良家妇女都识文断字，由于她们在家里相夫教子，士大夫文化才得以延续。后来所成就的很多进士是和他们的母亲很有关系的。这里，女性主义的工作是对女性的被抹煞的历史文化角色进行重新估价。这种估价不仅丰富女性自己的历史，而且揭示了我们历史记忆中的性别意识形态造成的缺失。另外，关于妇女的特殊work——劳动也有很好的研究。妇女在家里通常是不被算作生产力的，她们的劳动包括照看家庭成员啊，刺绣啊带孩子，哪有剩余价值使用价值可言？但她们的刺绣品这类东西慢慢地流传到别的地方，甚至她们所创造的一些家用摆设品和手工艺品还“出国”，而这样一些技术后来被工业生产所模仿。通过这样的研究，把妇女的这种看似没有生产力的劳动也带进人们的历史记忆，扩大了人们关于劳动创造力这样一些概念的含义。总之，要解决一个被压迫群体的问题，既可以进行政治和话语权的分析，也可以作文化历史分析，进一步拓展那些被压抑的文化记忆，也许甚至可以扩大到别的方面，包括社会和经济的层面。扩大了之后再看什么是真正的在政治上被压迫的，这样，我们对之就可能就有更多、更好的看法。刚才谈到的对女性work的研究，展示的不仅是女性身份上的不平等，而且是劳动分工的不平等。而劳动分工的不平等涉及一个广泛的文化文明的问题。什么样是主要的劳动，什么样是次要的劳动？这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创造工业财富的和创造手工业财富的劳动，创造艺术和创造科学的劳动，还有各种各样的劳动的分别和人为的等级都有关系。把这些等级展开，就会得到一个比较丰富的全景。妇女平等的问题就应该在这个全景上展开。比如应该怎样看待妇女劳动？在劳动的等级制下，你可以说她的劳动是属于下层的，它不是创造科学成果，也不是创造技术突破，更谈不上利润。但是，她到底创造了一种怎么样的东西呢？这就需要重新定义，你要把她创造的价值给挖出来，才能把等级上面的东西给拉下来（笑）。我们可以说，她劳动创造的是一种距利润较远而与人生、与人更直接的一种关系。我认为这才是对女性有意义的界定，是女性主义的界定。这种重新界定超越了单纯对男权的批判。因为如果只是一味将注意力放在她如何受压迫的话，那么，女性劳动的这个问题会被遮盖掉。而当把女性劳动的价值挖出来以后，再重新看待这个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才更有用。这种对女性劳动的界定，拿来和《上海宝贝》的那一套一比，深浅真伪自然就很清楚了。
薛毅：有道理！
孟悦：有道理吗？我也没有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我有时想，如果你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妇女，除了挣钱以外，你觉得你的价值还在哪里呢？除了挣钱供弟弟上大学之外，你做的这些到底有没有创造性？这实际上是个分工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她的劳动的创造性比较小，而那个科学的、知识性的生产的价值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还是在重复一个等级制，认为知识或工薪层的创造价值大，而打工妹劳动价值小。你只有把打工妹小保姆们的劳动的价值找出来，才能消除一个劳动等级制的观念。
薛毅：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思的。
孟悦：这个工作应该是可以做的。包括像谈十七世纪的妇女在家里做什么工作这样的话题，因为不然的话，她就什么劳动也没有，她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太太而已。这时，我们可以问，她的劳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或者问，她写的文字到底算是一种什么样的，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认清这些问题，才能找到一种可能，把劳动等级制上那高的东西给拉下来（笑）？文化的等级制是要用文化的方式来把它打破的。
薛毅：对。给我一个比较深的印象的是，女性主义在处理一个旁涉的阶级论的一个观念时，一般来说，它会这样处理：阶级论压抑了男女之间存在的差异的问题。女性主义说，在一个被压迫的群体里面，既有男性又有女性，而男性又是压迫女性的。按道理，这应该是一个深化，是女性主义在一个阶级理念中的深化，可事实上，它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因为它把女性和男女关系从阶级关系中抽走了。这让我想到一个相似的事情。八十年代出现的符号学分析，有一种单独往前走的趋向，到如今，符号学已经单独成为人们可以操纵的一个方法了，文本啊，解读啊，解构啊，方法上很容易操作。按道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应该是并举的，但人们把结构主义给忘了，而把符号学抽出来，然后将问题脱离语境，而不再是将其置入一个有效的结构里面去看。现在，这种抽离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上已是非常普遍，女性主义也这样被抽离了，成为了一个万试万灵方法，而不是在某种结构里面考虑问题。同时，文学也被从其它的问题里抽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纯文学天地，一个独立的符号空间，一个独立的文本，然后做一个化约式的文本间的研究，即从这个文本到那个文本，而联结二者之间的其他东西则不谈，这就成了一种“短路”式的研究。
孟悦：“短路”，这个词用得好。
薛毅：这样，就造成了关于文学的独立的、自足的想象，文学是独立的，自足的，不用考虑其他方面了。这与把女性主义作为独立于其他的社会文化关系的想象很一致。
孟悦：对。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当人们把任何东西都当作一种方法时，是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的。这样，原来的这个出发点就被这个方法横移性给“移心”，最终没有了。所以，受方法的束缚也是很可怕的。
薛毅：是很可怕。在一个学术的规则之下，它很容易就变成这样一个抽象的方法，然后这样做下来，并且可以再生产。
孟悦：但是，要找到这个原发性的问题，才能作有意义的研究。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这又回到我最先谈到的，我后来正是因为想看一看到底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才最终走到历史系去了。但是，历史系有自己的方法，这对我就成了一个怪圈。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在经验和思考的层面。仅经验不够，因为经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必须经过思考的层面，最后，在思考层面提出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不是重复方法，而是去发现问题。
薛毅：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理论层面上能够把这种方法的抽象的应用这个问题，把它给挑明，指出来？在你所接触的知识的范围里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大。
孟悦：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框架的问题，你建立了这个框架，那么，从这个框架里可以看到别的框架里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或者是看到一系列的概念、范畴。但是，当你要突破这个框架的时候，你就离开这个框架了。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可能性？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谈吗？
薛毅：对。是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方法来谈。这方面，我的一个感觉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它有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性？因为它是非常强调从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层面，而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层面出发做分析的。
孟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自身也有一些问题。我说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价值意义上的而是学说意义上的。作为学说，它也有一些问题。有人说它无效了，我不太清楚这个“效”指的是什么。我想当代很多思想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则预言，而是看作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效也罢无效也罢，它仍然切中这个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固然没有谈到互联网和全球化和9·11，但是由于它仍然切中现代社会和历史的重大问题，如资本、商品、劳动、阶级、意识形态、历史、革命、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等等，它自身的局限，如果有人敢于对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启发的。我认为当前最有意思的理论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对话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本身也有不少传人。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到霍尔、布尔迪厄、杰姆逊等。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谈抽象问题，但当然是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样一个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薛毅：杰姆逊在与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各种当代思潮与各种方法的对话中，好像采用的是这样的步骤，他把问题不断地放进一个更大的关系里面，而不是把它给抽出来，他可以不断地与各种理论进行对话。他的对话，是将对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历史视野中对它进行一种再阐释，再阐释不是否定性的，而是在这样一个结构里面，在历史情景中重新发现对方方法的有效性，局限性，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批判性的继承。要不然杰姆逊不会存在。杰姆逊的方式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理论基础，来阻止方法的抽象化使用，比如刚才所说的女性主义、人道主义等等，而让方法重新变成一个具体问题来谈，来进一步思考？
孟悦：你的概括挺到点的。杰姆逊关于历史的终极视野，以及把所有用符号表现出来的话语都当作一个更深层的起因症候式的分析，是非常有用的，可以不断地引导我们回到历史的具体性和问题性上去。对我来说，他在表象符号与真实问题之间提供了一个别的理论没有明确提供的连接。确实，杰姆逊的理论对阻止方法的抽象化使用是有这个效果的。实际上，女性主义的话语和人道主义也可以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当然，连接过后如何把握历史的问题、如何阐释与学说之间的关系，那还是要做更复杂具体的判断。而且，对女性主义进行历史化问题化的分析和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工作。前者固然可以让方法重新变成一个问题，但不应该取代后者。同任何研究一样，女性主义的研究，只要是有问题意识，而又不囿于思维惰性的，本身也可以抗拒你所说的方法的抽象化使用的情况。
孟悦，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历史和叙事》、《本文的策略》等。
薛毅，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无词的言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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