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女性主义与“方法”
作者：孟 悦 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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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毅：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刁钻的（笑）。是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看法。女性主义在八十年代是一个呼唤，可到了九十年代却变成了一种充斥市场的东西，一种时尚，一种时髦。女性主义在九十年代和那种新的景观贴得非常紧。九十年代很喜欢吸取八十年代的知识，包括女性主义……
孟悦：而且还应用了，女性主义啊，鲁迅啊，还有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
薛毅：这些东西都作为这样一个资源被应用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站在当初女性主义立场上的批判。比如你在著作中所阐明的，男女平等，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被置换成“男女都一样”，没有性别上的差异。再比如，新中国妇女的解放，演变成“劳动力的解放”。这种批判都很有力量。这些知识也都进入了九十年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但这些知识如今却转变成将新的景观的进行合理化的依据了。我们从性别差异被抹煞的历史中走出来，走向一个重新强调性别差异的九十年代。现在正好相反，强调的是差异，强调我是女的，我有与男性不同的特点，可最终当依附于这样一个景观中时，就变成了男人都爱看的特点（笑）。我们从把人当成劳动力的历史中走出来，走向把人当成消费者的九十年代。有意思的是，对一种压抑的反抗，现在变成了另一种结果，这个结果并没有让女性走向八十年代人们想象中的新天地，从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女性重新整合在男性的控制和眼光下，成为被“看”的对象。但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对这个现实沾沾自喜，还运用八十年代女性主义的知识来为九十年代新的位置作辩护。我考虑的问题是，女性主义是因为基于什么，才使得它很容易被利用构成支撑这个新景观的知识？女性主义本来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理论，但它却演变成了一个能与新的意识形态完完全全契合在一起的东西。女性主义应该是人道主义往前走的一个结果，是从“人”之中发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性别的差异和权力关系。而现在的女性主义变成了另外的东西了。这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可以看出，所谓女性主义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力，相反它变成很有趣的、可以让“男人”们“窥视”的东西。女性主义路途中居然可以出现《上海宝贝》。
孟悦：我觉得这其中的好几个问题不能说是与女性主义有关。有的东西很难称它们为女性主义，比如说《上海宝贝》，怎么可能叫作女性主义呢？这可和商业化类比，当我们谈到文化身份时，文化身份可以变成一个卖点，还有“少数民族”也可以是这样一个卖点，当然女性主义也可以是这样。这和文化机制的商业化有关系，任何标新立异的、有可看性的东西，都可能被纳入商业化，因为它有流行效应。而对真正的女性主义来说，要找出什么东西被边缘化了，被压抑了，权力被剥夺了，到底被剥夺的是什么？女性主体有没有反抗、以何种方式反抗，这在一个性别异常商业化商品化的时代，是非常不容易看清的。说真的，这些我一直没有想清楚，甚至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
薛毅：那我倒更想追究一下这个问题（笑）。你可以说《上海宝贝》与女性主义没有关系，是商业化的结果。但是，人们也可以用八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知识为《上海宝贝》辩护。
孟悦：这倒也是一个想清楚这个问题的机会。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首先，也许对某些人来说，《上海宝贝》是一种女性主义，因为它是对于女性的一种界定，或是对女性界定的一种挪用。我和戴锦华在八十年代作的女性主义批评也许可以看作是为争取女性自我定义的权利的一种尝试，是从文化角度出发，重点探讨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女性解放的过度政治化的书写如何剥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和《上海宝贝》这种自我书写的一个最大不同首先是历史时代的不同：八十年代的社会还是在变革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世纪末的中国都市已经是全球化和后现代商业的新舞台了。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承认一个前提，即在中国，女性经济上的解放、政治上的权利问题是已经解决、而且先于西方社会就已经解决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前提很重要，否则我们还会处在鲁迅那个“娜拉走后怎样”的时代。它使得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初步获得平等地位之后，继续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没能提出的心理和文化及表现方面的不平等、不民主的问题。而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女性的现实处境保证了女性特殊性的要求不会沦为一种历史倒退，即倒退到将女性“作为玩物”和商品的“娜拉走后”的时代。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对女性的界定都有反性别压迫和帮助妇女获得身心解放、获得平等地位的意义。在这个后现代后社会主义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障女性、女性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表现不被纳入商品逻辑。短短几年时间，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妇女经济上的平等权不是已经卖出去了吗？这使得女性主义的界定和任务突然面临后现代的、似是而非的情况。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我要谈的问题，女性主义的界定问题。这里我是把女性主义当作一种批评话语来看的。这里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任何一种关于女性的界定和描述，如果是对另外的女性有侵犯，都不能说是女性主义的。另一方面，女性又不是一个统一一致的分析单位，女性不是一个社会群体，因为它和农民、城市人、下层人等这些非性别的概念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什么是女性主义这个问题非常大，在社会意义上和文化、政治意义上，很难界定，需要根据每一具体情况去界定。因为情况一直在发生变化。比如农民这个群体忽然变成了城市的边缘，——这样的变化当然也发生在女性的身上，但同时又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农民女性那样的经历。从女性主义角度谈农民妇女，有时不能纯粹从性别等级制这方面来说，要看它与各个社会的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在把这些联系在一起时再去看时，就变得太复杂了（笑）。所以，女性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依关系而定的概念，很难把女性当成一个独立于其它群体的、独立于其它社会文化关系的单位来讲。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里面，确实又存在女性的问题。这只能特别具体地来谈。
薛毅：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可能没有恰当地处理自己和其它类型的群体的平等的关系；女性在性别上是被压迫的，但女性与其他的被压迫群体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好像女性的问题从其他被压迫的群体的问题中抽离出来了。
孟悦：对。把女性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来谈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另外，八十年代的社会结构比起现在的社会结构要简单，当女性被作为一个单位来谈，当时所不能显现的问题，在社会结构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下就会显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对现在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首先要设定一个语境来谈论女性主义。你在什么语境之下来谈女性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
薛毅：这样就能把其他的东西也融入这个语境中来。
孟悦：所以一定要使用这样一种方法，把其他相关的现象都带进来。当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要把与它相关的文本，——也不仅仅是文本，都拉进来。比如说，当你谈的是一个闺秀女性，不仅要把与闺秀有关的男性，而且要把女性之间，即闺秀和其他女性之间的关系，还有男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都同时带进来，成为一个全景似的结构，以全景来定局部。这样才能把握这个闺秀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是被压迫的。因为女性主义最初还是想解决一个被压迫的问题，但如果不把这个全景带出来，你就很难说清谁在哪方面受压迫。当你谈论闺秀这样的女性的时候，有人会说这是被压迫的女性吗？因为她比非闺秀类的女性拥有好多特权。但同时，她也有她遭受的不平等。于是，就变成这样一种争论。可是还会继续争论，那她的问题重要吗？还有更重要的被压迫问题呢（笑）。——所以，要把全局定位好了以后才能谈到这个问题，当然，这样做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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