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班主任（外一篇）
作者：王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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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
我的二弟比我只小一岁零八个月。二十年来，他备受着糖尿病的折磨。现在，我们遥隔两地，我一直放不下心中的牵挂。
从童年开始，各种不幸总是缠绕着二弟。
听父母亲说，大约在1945年，我们家遭到一次严重的病魔袭击。先是长我两岁的的姐姐得了天花，不治而夭折。那年她才五岁，长得特可爱，父母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她的病故，使得我父亲几乎神经失常。没过几个月，我与二弟分别染上了急性菌痢和小儿麻痹症。我很快死里逃生，二弟却高烧不退。那是一个药品匮乏的年代，父亲虽然是当地的名医，也一筹莫展，急得采用民间的土法，请人到河水深处打捞水草，覆盖在二弟的身上，每天换几次，连续很多天，二弟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却留下了终生的后遗症。
度过这次劫难以后，父母亲大概把培养的重点敲定在我身上，对二弟只是希望能平平安安长大成人。我的叔父和婶母与我们家是紧邻，他们没有生育过。二弟刚出生不久就过继给我的叔父，平时还是同我们在一起生活。
二弟体质孱弱，口齿不很清楚，举止也有些不协调，邻居的小朋友们经常讥笑他，他一般都会默默地忍受着。偶尔爆发一次，必会摆出拼命的架式，不惜用头撞、手掐等自卫的方式去还击。我那时已经精于很多玩耍的技能，二弟无能为力，只能在一旁观看。我总竭尽全力逗他乐，从来不会欺负他，更不允许别的孩子辱骂他。
二弟十岁的时候，才进小学一年级，我同年考进了县城的初中，相差六个年级。这时我们家已经迁往县城，二弟留在叔父家念书，他很不习惯，一直想回来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可后来父亲故去，家庭遇上危及生存的困难，母亲已经无力供养我们几个弟兄，二弟只好继续留在叔父家。两地相差七十里地，不通汽车，很难见到一次。1960年暑期，他虽然以合格的成绩考上了初中，但叔父表示无力供养他念初中，二弟被迫辍学。
从这个时候开始，二弟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受了各种磨难。我叔父1958年被合作商店除名，弄到浴池跑堂。二弟辍学以后，跟着叔父，在浴池给客人收拾拖鞋，递送毛巾，每天从中午干到夜晚，工资仅四角钱。他虽然已经十六岁，儿时的病残和后来很长时期的营养不良，使他很瘦弱，比同龄人几乎矮一个脑袋，发育不良的双腿有时走路也不稳，经常还会摔跤子。
几个月后，他又改到一家鞋匠铺子当学徒，从早到晚地补鞋帮、掌鞋底，还要做些杂活，伺候师父，每月只有八元钱的工资。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叔父母自顾不暇，他像一个无助的孤儿，吃住都在条件非常简陋的鞋匠铺里。每月十五斤粮食定量，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的腿部开始浮肿，弄了一个烧炭的小火炉，每餐计算着在锅里煮多少米，以此维系脆弱的生命。
我从学校放假回家，步行几十里，必去看望二弟。二弟见到我，从来不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暖，有时在我的追问下，哽咽着，叹一口长气，依然无语。有一次他看到我为筹措学费到处碰壁，把自己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十元钱，从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取出来，硬塞在我的手上。那时的十元，是他用一个多月的汗水才能挣到的报酬。二弟说话很吃力，从来不会用很多的言语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是默默而又固执地坚持他的举动。我看到他瘦弱的双手，多处都是厚厚的肉茧，泪水不禁盈眶，猛然意识到二弟病残的身躯，深厚地蕴含着自幼同命运抗争的坚强和兄弟间的骨肉之情。
做了四年的鞋匠工以后，二弟又到别的乡镇，在茶场和粮站打了近一年的短工，收入都很菲薄。幸好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二弟的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吃饱肚子已经不成问题。后来经一位长者介绍，到县计量所当了学徒。他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对度量衡那一套知识摸不着边。也许与他儿时家庭环境的影响有点关系，平时一直很爱看书学习，有一股倔劲，加上从小饱尝辛酸，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所以，很快对各种量具的基本原理、标准和简单修理入了门。他常常要随身携带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工具、配件，乘班车到各个乡镇上门服务，为了完成任务吃过不少苦头。这时，他的肾脏病越来越严重，经常痛得彻夜难眠。不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他绝不会哼一声，从小他就是这种性格。
计量所里有一位姓戴的老师傅，十分喜欢他的品性，同情他的不幸，一家人对他处处关照。二弟的处境从此有所改善，性格也开朗了一些，偶尔还结结巴巴的讲几句笑话。1970年，二弟与在计量所对面竹编厂打工的一位很贤惠的女孩谈起了恋爱，并且终成眷属，两年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在计量所整整工作了十年，熟练地掌握了修理磅秤等量具的技能，对电工知识也懂了一些皮毛。认识他的人，都对他的人品很赞誉。他绝对不占公家的便宜，跟口碑不好的人坚决不来往。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他都牢记那份恩情，逢年过节必去拜望。很多人对我说：你二弟是一个可以深交的好人。
1975年，县城一家宾馆需要水电工，经人推荐，二弟被调去。他搬进了宾馆简易的宿舍，不分白天黑夜，只要一有情况，马上就会去现场排除故障。那段时间，我母亲常常到二弟家，一住就是几个月，顺便看护孙女儿。二弟和弟媳对我母亲很孝顺。虽然两人工资都很低，但二弟烟酒不沾，弟媳也是苦出身，过日子精打细算，三代人在一起，整天乐融融的。我那时在安庆工作，回老家看到我母亲同二弟一家那样浓烈的母子亲情，心里十分感动。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对我母亲还是对我二弟来说，那都是一段珍贵的黄金岁月。
1981年6月初，母亲在我身边病逝，二弟闻讯赶到安庆。在殡仪馆的告别仪式上，二弟哭得最伤心。他不会用多少词汇来表达对慈母的深情，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的母亲吃了那么多苦，她真了不起！”那几天，他反复地说这句话，有时喃喃自语。带着这份伤痛，二弟和我的其他几个弟弟捧着母亲的骨灰回到老家。
此后很长时间，二弟都无法从悲痛中解脱。他的身体更加衰弱，脸色灰暗，浑身无力。直到实在没法支撑了，才在弟媳的一再催促下，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也许是悲痛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他得上了糖尿病。同时确诊左侧的肾脏已经完全丧失功能。儿时的病残，后来的肾病，再加上糖尿病，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实在做不动水电工这份重体力活了，1984年调到县城中学当职员，在图书馆和传达室做些辅助工作。
那以后，我在从政的路上位置越来越高，来自家乡亲朋好友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多。如何在原则和亲情之间把握好这个度，是我很伤脑筋的事情。当地人知道我同二弟的感情非普通亲情所可比，常有请他“搭桥”的事情。他还是保持着他的那份历经磨难而铸就的品性，对任何人求他找我的私人事情，倔强地一概拒绝。其他弟弟和近亲，凡是有意或无意在家乡打我的牌子去张扬的，只要传到他的耳里，必会遭到他严厉的斥责以至痛骂。为了这些，他在家乡很得罪了一些亲友，甚至有几年不再来往的。我的其他几个弟弟对他也都有几分畏惧。我从内心感谢他帮我把好了这道关，更钦佩二弟以一个弱者的身躯，居然承载了那么沉重的精神负荷。
二弟的糖尿病进入晚期，依靠每天注射两次胰岛素维持生命。但他还是像正常人一样按时上下班，虽然视力迅速减弱，仍然坚持每天看报，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偶尔在电视上看到有我的画面，兴奋地马上给我打电话。
近几年，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双目几近失明，手脚几乎麻痹，站立非常困难，生活不能自理，各种综合症日渐加重。弟媳仍然是那样的贤惠，多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地精心伺候着他，女儿女婿懂事、孝顺，不愿给命运多舛的父亲增加一丝烦恼。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家，二弟既高兴又酸楚。三年前，我回老家看望他，他对我讲出一句憋在心里的话：“真不明白，老天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在病魔的长期折磨下，他不忍拖累全家，曾经心灰意冷准备后事。按照医生的诊断，他早已不治。他曾预感活不过五十岁。但是，在药物治疗的同时，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挨过了一年又一年。明年，该是二弟花甲之年了。
十几年来，我同二弟聚少离多，他的病情让我牵肠挂肚。我只能远隔千山万水默默地为他祝福。
王厚宏，公务员，现居海口，已出版散文集《感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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