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在舞蹈与音乐的故乡
作者：萨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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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加2001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作家名单上，我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除了三位作家居住在县城，其他二百多名作家居住在直辖市、省城、大中型城市。三个居住在县城的，顶属我住得偏僻。上一趟北京开会需要坐船、坐汽车、坐火车，折腾几个来回才把自己折腾到地方。
内蒙……莫力达瓦?一些朋友云天雾罩地问过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向往地说：什么时候能到你们那儿看看。在他们模糊的想象中，内蒙和西藏一样，给人遥远而神秘的感觉。
我住的地方还真住了个得天独厚。推开一楼的窗户，野地深处清新的气味直呛鼻子。大风一起，远远地可以听到老山头松林长长的啸声，扯天撼地，气势磅礴，让人想象英雄出世的壮阔。松嫩平原历来不乏草莽英雄叱咤风云的传说，大概和茫茫的荒原、滔滔的江水、浩瀚的苍天很有联系。这里应该是英雄出世的地方，难怪达斡尔族传奇人物少朗和贷夫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演绎出起义的悲壮历史。那硝烟弥漫的战场，那情长意浓的佳话，那苍凉殷红的死亡场景，竟然不比蒙古族英雄嗄达梅林的故事逊色。读罢记录少朗起义的史料和传说，我感喟不已：英雄就是英雄，既有改天换地的大气，又有柔肠寸断的情韵。他的恨和爱、刚和柔都达到了极致，让后辈的我好生敬慕。
为自由而战。达斡尔族的桀骜血性和傲气闪烁在高高的颧骨和狭长的眼睛里。达斡尔族被战争和瘟疫笼罩的历史，被迁徙拉动的篇章，因了少朗和贷夫的呐喊和歌唱，才有如此灿烂的一页。让我们弓下腰，在土地上寻找他们的足迹，在空中倾听他们的声音。
冬天，我常常坐在窗前看大片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翻飞下来，一看就是大半天。北国的雪，下得缠绵悱恻，下得混沌难解，下得洁白透晰，下得波澜壮丽。这样的雪，这样优美的歌，唱也唱不尽。你抖落身上的歌，还有耳朵里的、眼睛里的、身体里的，在你不经意间又悄然吟唱。
雪后成群的麻雀落在窗前的土地上觅食。它们并不惧怕人，用亮亮的小眼睛狡黠地瞧瞧我，大概在说：你以为你是谁?不错，在这些小精怪看来，我不过是隔着两层玻璃的囚犯，脸被冬天捂得血色皆无。我羡慕地瞅着这群叽叽喳喳的小家伙，感动它们肉弹一般大小的身躯抵抗寒冷、自食其力的勇气。站在窗前的我平静又充实。与朴素和日益劳作的生活相比，喧嚣的外界遥远而虚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和农妇没两样，想的多是先把自家料理好，外面的热闹和我没瓜葛。
一年四季，我最喜爱春季。远方的土地和树木刚刚泛出朦胧的绿意，我就宣布自己的好日子到了。来不及伤感春来人增岁，仿佛赚了天大的便宜，白捞到一份儿渗出甜汁的绿绒绒的青春似的，满脑子写作的计划与盘算，当然少不了家务活。写累了搁下笔，在阳台上略略站一会儿晒太阳，然后回屋织儿子的毛衣或毛裤，拆洗大人的棉衣棉裤。街里有的是卖羊毛棉物的，我偏偏不信它能保暖，一定要亲手做的棉装上身，心里才慰贴、踏实。我越活越务实，脚踩在坚实的生活土地上，眼睛才敢朝幻想的天空张望。
夏天最悠闲。写累了我就去离家不远的老山头散步。从山头眺望，一条古老悠长的大江正千回百转地扑来。一进入开阔平坦的原野，它的脾性马上柔顺多了，在金黄的阳光里沉缓有力地流淌着。望久了，你的眼睛里便贮满无端的迷惑和狂喜。这条江的内部旋卷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迷幻而神秘。人即便站在山顶，心也早被它毫不费力地卷走，跟着它浪迹天涯。你忘掉自己，恍惚而失魂，想着从未有过的人，从未经历的事。那人那事那景便跳进你脑袋里，怂恿你把他们拉出来，融进你的字里行间。你若有所失地打道回家，一路的野花摇曳着小脸唤醒了你。野百合、黄花、芍药、红卷莲。采回家插进水瓶里，养着。写字、抬头看花、看蓝蓝的天空，人就满足得无欲无求。有一间房子，有大自然，人的一生足矣。
然后，滋生出一种生活外的烦恼：什么时候我才有额外的能力让朋友们来这儿玩个痛快!
1994年，学校派我去莫力达瓦旗偏远的库如奇乡监考。中心学校把我安置在一位女教师家住。刚见到她，我就惊呆了。她真美，美得端庄、安宁、朴实，美得本质、一尘不染。而今是克隆美女的时代，满眼弥望，美女如云，不过我不大容易被谁的美丽惊动。可是她的美深深震动了我。这朵名贵的花开在人迹稀少的山区，在自然的风中摇曳一辈子也便悄然飘零。我的感叹在她看来有点可笑，她一点也不把天生丽姿当回事。我叫她秀玲姐，像能干的达斡尔女人一样，她迈着外八字步子，里里外外操持家务，为我做饭、烙饼、熬奶茶、煮鸡蛋，家里有的全端出来做好。我帮她烧火，两个人在阴雨天不紧不慢地拉开话题。山里人实在得很，认准了你，会把心窝子掏给你。那些个夜晚，我们俩唠得很抒情、很畅快，许多小说素材就是在充满乡间野草清香的交谈中得到的。
听秀玲姐讲，原来乡里人都住在山下那片黄花灿烂、黑土肥沃的地界。后来一群盲流搬进来，怎么赶也不走。在她的叙述里，充满了对外乡盲流人的敬畏、失去旧有住地的懊恼。乡里人一次次用汽车把盲流们拉走，盲流们一次次返回来，既不反抗也不乞求，只用沉默和忍耐来对付这些脾气暴躁、缺乏耐性的族人。最后，族人到底被外乡人忍辱负重劲儿征服了，两边相安无事。后来他们还是不习惯和外来户混居，一家家搬迁至山上，重建家园。
我问秀玲姐，乡民们后不后悔给外人腾地方。她一脸的茫然，然后说：“咱们人没心劲儿。不挪地方吧，心里憋屈。山上的榛子刚半熟，他们人一窝蜂给采了，山上的大树让他们快砍光了，家家堆得老高。还是搬吧，眼不见为净。”
赶，赶不走外来户就躲，就迁徒，就重建家园。仓促的建筑到处留下外强中干、率性子缺底气的痕印。我的族人从来不肯把生活的根往深处扎一扎，从来都是望着别人的不是，忘掉自己的发展。我的族人唠唠叨叨，用祖辈八代传下来的清规戒律批判别人的小毛病，纵容自己的大缺憾，保持那点穷酸味的清高和傲气，保持破瓦土炕物质生活外的精神优势。只要有口饭吃饿不死人，张开的嘴照样叨叨地教训别人。
一个扎不深生命之根的民族，不流浪还怎么着?
到中心学校检查小学升中学的考场时，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路上不时地见到更偏远地区的考生进乡赶考。他们一律坐牛车来，薄薄的塑料膜扯在头上。看到我们一行人出现，孩子们在泥泞的路上肃然地站下来，包括那个赶牛车的中年汉子。大概他们想看看我们这些监考的老师。我越走近他们，心里越酸楚。孩子们是赤着脚踩在烂泥中，挽起的裤角沾满泥，他们的小脸一律在雨中仰着看我。我控制自己的感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嗓子哽塞得厉害，只是依次摸了摸他们湿漉漉的小脑袋。
在这里我可以坦白了。在我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那一次监考我是失职的。设在中心校内的三个考场，我只是象征性地走一走，睁一只眼闭一眼，巴望这里的孩子能考上几个就考上几个。库如奇山高皇帝远，出一个中学生非常不容易。那一年中心校成绩斐然，有七名学生考上中学。直至今天，我听说那一片的乡民和教师仍然叨念我，仍然打听我，打听我的一切。
监考后，中心学校全体教师陪我上莫力达瓦山玩。从山路向里走，可以直接进入大兴安岭腹地。几十年前，我的族人正是通过这条崎岖的山路逃进深山老林、躲避土匪和军阀的抢掠、杀戳。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我和这些梳着疙瘩鬏的乡间女教师，迈着外八字步、汉语说得半拉喀叽的男教师们合个影。他们围着我，犹如吉祥朴素的民间音乐紧紧包围住我。几天相处，我们关系融洽、感情很深。我微笑着，感恩的泪水已悄然流进心里。我一直用微笑支撑自己，自己那颗敏感、脆弱、多情的心，生怕自己放声大哭。其实，我即使放声大哭一场，又有谁会笑话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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