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民主制的悖论与帝国的扩张
作者：蒋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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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述理论铺垫，作者就开始解释美国自立国二百二十七年以来何以昌盛的原因和可能衰微的危险。依他言，美国在立国之初，就由宪法之父们确立了开万世太平的建国思想，亦即奠定了自由优先的原则。他引用麦迪逊的原话，“美国的力量在于她施行共和的制度而不是纯粹的民主制度。”自由的民主或所谓的“宪政自由主义”由此被当做民主逐渐发展的保护者同时也是限定者。共和体制照作者理解就是精英政治。选民不直接参与选举，而是选出精英来托付自己的管理权。卢梭曾说过，选民一旦选出自己的代表，自己即刻失去自由。在这方面，显然扎氏更欣赏伯克的话。伯克在一封信上曾告诫选民，当代表已由选民选出，他就要对选民负责，负责的方式是必须按照他认为对的事情做，而不再受选民的控制。
但无论英法德，都有一个贵族或绅士阶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担当人类的守灵者。那么美国的情况就特殊了，美国缺乏这个阶级。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初访问美国时指出，“整个美国社会似乎已经融合为一个单一的中产阶级。”又说，“美国人生而平等而不是为平等而生。”托克维尔的著作帮助扎卡里亚看到中产阶级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作出的特殊贡献，意识到正是他们承担了贵族或绅士在欧洲的历史使命。于是作者全面考察了中产阶级核心构成：律师、医生、牧师和报刊的编辑，最后发现，自1920年代以来，这些职业的人都基本上是当地有名望的知识阶层，而且乐于公众事业。以律师为例：“律师在美国社会位置特殊。在一个没有传统的贵族的国家，律师群体形成了有名望的充满公众服务意识的精英阶层。在每一个城市和乡镇，他们领导居民修建博物馆、医院、市政设施，并且在各级政府机关服务。”
随后，作者笔锋一转，满怀忧虑地描述了在一个被消费统治的时代这些精英的蜕变，从灵魂的守护者滑到和普通大众一样的道德和精神水平。正因如此，他说，当看到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安德森会计审计所和安然的案子，每个人都不应该奇怪。
扎卡里亚不愧是一流记者，在他笔下，悄然发生的社会转型魔术般地复活在人们眼前。他举1958年一件著名的事件来描述自由民主向泛民主转变的过程。几乎在一夜之间，著名的美国银行便向加洲等地发行了近六万个信用卡。“这简直是小说中才有的情节”，扎卡里亚评论到。美国人从此学会借款消费了，新的消费观念出现了，预支消费不再看成是丢人现眼的事情。这件事情标志着资本的第一次民主化运动。一个更广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随后在1970年代，整个经济、科技领域都做了去中心化、去管制的政策调整，于是涌现出一个更大的民主化的经济帝国。1975年，随着政府命令纽约证券交易所开放股票价格，允许任何人都可以买卖股票，于是资本的民主化进一步加深。
商业的民主化的恶疾渐渐感染到了政治、宗教和文化系统。先以文化领域为例，《纽约时报》曾经采访美国当代两个最著名的博物馆馆长。一个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菲利普·蒙特伯娄，一个思想老派的代表。他主张博物馆必须远离尘嚣，为参观者打造纯艺术的天地，让人在里面流连忘返。另一个是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馆长，他完全持相反的观点：博物馆应与周围各种购物环境配套，出了博物馆的大门，人们应该马上就可以在附近找到购物大厦、饭厅和电影院。扎卡里亚说，后者的意见实际是要把博物馆变成消遣的地方，而决不是一个给人敬意的文化圣殿。
在全方位的民主化趋势里的一切弊病中，美国政府的办事效率的降低和失去远见卓识的领袖无疑是最可忧患的。作者特别举出游说团来说明这种民主体制的种种弊端。游说团就是说客，雇佣来为新的法案能够顺利通过在私下做一些宣传和鼓动的工作。它的数目的增加是惊人的。1950年中期共有游说集团五千多个，到了1990年数目翻了四倍。1993年当克林顿要通过一个新的医疗保险法案时，白宫在这个方面的拥有的游说团是1973年的七倍，虽然最终克林顿计划失败了，但新组建的游说团却都保留下来。白宫日益臃肿的机构还不算最大的问题，最可怕的是，那些愿意游说的人所经常代表的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益。道理很简单，比如说，如果一个法案通过，可以让一个人受惠十元钱，而让十个每个人失去一元钱。那么是这一个得十元的人有热情去组织游说团促成此法案成立，还是那十个人有热情去组织游说团阻止法案的成立呢？当然是那一个人更有热情。以小见大，美国的官僚制度或许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了。天天的民意调查会影响总统政令的持续性。四年一次的选举，又迫使总统看中短期政绩。最反讽的例子要数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了。谁都知道，处理古巴最好的办法是双方开放国门，就像美国对付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但由于部分选民的利益关系，美国一直就不能按应该做的去做。
通过对上述现象做的具体分析，作者着意指出，直接从民意中来构建民主政治的宏图往往不是最优之选。民意如果不经一个精英层做提炼处理，它就只能停留到低等的原初状态。但是，后现代社会中，精英也已经不是昔时的精英了。美国的民主由于精英的灵魂自杀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制度。
令作者无限怅惘的是昔日光辉灿烂的宪政自由主义制度。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回麦迪逊的原典。再度培养一批可堪当大任的精英团体。他在书中开篇即回溯美国政治体制中种种不民主的设置。比如高级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就由总统直接任命而不是全民选举。美国参议院也是全世界上议院模式中最不代表民意的。强调正是这些“集权”方面使美国政治在过去为世界树起了风范。
他的国际政治见解就基于他对民粹主义运动的深刻担忧。他的结论是，盲目地颠覆一国政府，如果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中产阶级的话，可能的后果就是民粹主义的大动乱。他的观点使人们想到亨廷顿1968年在《变革社会里的政治秩序》中的观点，稳定应被看成推广民主的先决条件。最令作者不满的是西方总把民主概念简化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他指出，美国也没有做到这点。顾着布什的面子，他没好意思举戈尔与布什竞选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如果按一民一票制统计，戈尔显然已赢得了公众选举的胜利，如今顺理成章地坐在布什现在的位子上。他的这个观点最清晰的理论表达是由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于1967年提出的，这位民主理论权威论证了自由民主制度和选举民主制度不能画等号。
谁也没想到，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成了扎卡里亚最有力的实例来论证他所强调的“秩序前于民主和自由优先于民主”的观点。他说，香港地区由于受英府长期托管，形成了有自由秩序而无民主的体制。回归中央政府后，民主逐渐在自由已深入民心的社会条件下不会引起任何暴力地进入港岛。这是他认为最好的实现民主的方式。在比较印度和中国大陆不同的体制时，作者也更青睐中国大陆的体制。
下面简要介绍两个理论家对扎卡里亚思想的批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的回应——开始就有点挖苦人的味道。他说，扎卡里亚的思想不但错误而且稀奇古怪。在美国思想史上，很少有谁幻想用贵族体制来解决美国民主社会的危机的。换句话说，只有像扎卡里亚这位在印度长大的学者才会做出如此石破天惊又不切实际的设想。这种批评已经多少戴上种族眼镜了。说到底，美国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新的白人中心论。他们的核心人物基本上是犹太知识分子，对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黑人要求民权的运动有特殊的敌意。在布什政府的政治保守主义里，道德论色彩浓重，但这个道德论不仅是扎卡里亚所说的精英道德，或更简单地说，不只是一种能有效抵制无孔不入的商品文化侵蚀的职业道德，而是基于善恶截然对立的宗教信仰。事实上，新保守主义更强调用信仰的力量而不仅仅是道德的力量来唤起美国的精神。根据民意调查，1976年只有百分之三十一的美国人相信福音书或生命轮回论。这比例足以让知识精英感到巨大的震动。到了小布什当政那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六。这显示美国国内出现了急剧的文化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