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一种文学告白
作者：林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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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写作要求作家不要沉溺于正在进行中的时间之河里，不要满足于现成材料的挥霍，不要为主流文化所淹没，而是善于反思，把当下在场出现的一切“问题化”；并且，在对既有的生存秩序进行批判改造的同时，也把自身当作进行某种复杂和痛苦的改造的对象，使之成为一个自律的主体。这是一个担待了大灵魂的主体。当他进行个体叙事的时候，并没有像一些理论家指导的那样，反对或放弃“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在他那里，人民或群体统寓于个体之中。即便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也并不以个人排斥社会，一如不以自由否定公正；群已有限界，但也没有限界。伦理的责任与法律的权利实际上是两回事，有些限界是可以逾越的，而且是必须逾越的。凯尔泰斯在《英国旗》中喊道：“透过我们有谁看得见？”他一再表示要做“奥斯威辛魂灵的介质”，其实就是要做“代言人”。为什么？因为事关人类的命运。他以自身一度失去自由和尊严的彻骨的痛苦，深切了解这一点，了解写作的意义。他代言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他为之代言的奥斯威辛的死难者与他个人无关，其实，在写作时他已化作了死难者。他是一个人，同时又是一群人、一群亡灵，是整个人类。至少，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评选结果显示，代言并未影响一个作家的艺术份量，相反，倒使份量显得愈加重了。
三
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这样描写十八世纪后期巴黎和伦敦所面临的时代：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鲁迅称一个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时代是“大时代”。现时代就是这样的大时代。由于时代处在一个不断的分裂、变革、转折之中，因此狄更斯的这段经典描写，时时为人们所引用。
二十世纪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个转型的时代，有社会学者称为“断裂”的时代。大气候影响小气候。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可阻遏。托夫勒所称的“三次浪潮”，同时冲击着神州大地，正反两面同时呈现，奇迹和问题交织在一起。借用狄更斯的描述来概括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十分恰当的。清末洋务派刚刚开启封闭的国门，辛亥革命不过绊倒了一个小木偶，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只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变化而已，中国底层社会并未受到根本性的触动。而此际，以经济改革为杠杆，正在撬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冻土层，行将开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在历史上，社会危机尖锐的时代，断裂的时代，在强大的社会潮流影响下面临变革的时代，都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我们确实从来未曾经历过如此激烈而复杂的社会变动，可是，浩瀚的民族文学遗产中并没有可资借鉴的范式，我们将如何表现这个生死相续、新旧交替的大时代？
事实上，一些被称为“主旋律”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重复从前的意识形态的调子；在大众文化流行之际，大批繁殖娱乐消遣之作；还有一些小雅人，沉湎在个人梦幻里，专事制作抽象的、纸扎的形式主义玩意儿。一面是骗人的奢侈品，供小圈子内少数几个人赏用；另一面，则以粗制滥造的东西腐蚀大多数人。几乎到处都堆放着这些垃圾，到处飞舞着五光十色的纸屑；装模作样，沾沾自喜，趾高气扬，酷相十足，最终，文学切断了同现实生活的联系，而生成在别处。没有血脉的涌动，没有挣扎搏击的热情，没有疼痛和悲悯，没有爱，甚至也没有讽刺。文学大奖照例举行，文学广告漫天散播而唯独不见了文学。
在文学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大力引进经历了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丰富的西方文学；而作为本土资源的基本部分，惟是脚下震荡的土地，广大底层的生活。古老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可继承的文学遗产一样十分稀薄，惟靠一面学习西方，一面拥抱人民，终于开创出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新大陆的马克·吐温、惠特曼、麦克维尔、德莱塞们完全摒弃了那个体面、胆怯的维多利亚时代，在一块没有传统的空白地上，建造起伟大的民族文学。他们都是一样地诚实、勇敢、自信，一样地生气勃勃！我们将以怎样一种姿态，迎来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学？
让时间倒流一百年，听听一个枭鸣般的声音：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林贤治，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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