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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之谜（外一篇）
作者：萨尔曼·拉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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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击金庙事件中丧生的宗教领袖桑特·贾奈·辛格·宾德兰瓦勒所领导的一群激进锡克教徒，只能说代表了所有锡克族人中的很少一部分。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锡克族国家哈利斯坦，但这场运动同样只在印度的锡克族人中找到少数几个支持者——直到1984年11月英迪拉·甘地（译按：即上文提到的甘地夫人）被刺杀，人们都知道刺杀者是锡克族人。
在德里，愤怒的印度教暴民——在他们之中，到处可见甘地夫人的国大党的工作人员——认为所有锡克族人都要为刺杀者的行为负责。于是，一种崭新的教族暴力形式——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暴动——产生了，在接下去的十天中，锡克族人遭受了一系列给他们带来心理创伤的袭击，他们至今仍未从这创伤中恢复过来，也许永远无法恢复。
在德里郊区特里洛克浦里三十二段，可能有多达三百五十名锡克族人被活活烧死。我步行经过那些满是烧焦、损毁的房屋的街道，在其中若干街道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死人的骨头。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怖的地方，尤其是在附近街道上，儿童照常玩耍，邻居照常生活。然而，这些邻居之中，有些正是在三十二段犯罪的人，而三十二段只是那年十一月份锡克族人被屠杀的众多地点之一。很多锡克族的“午夜的孩子”根本活不到四十岁。
我听了很多有关这些屠杀的故事，我想用其中一个故事来说明全部。哈里·辛格像德里很多锡克族人一样，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当暴民来找他时，他儿子逃进附近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当他的胡须实际上连皮整块被暴民从脸上撕下来时，暴民逼他妻子目睹这一切。（撕胡须是十一月很多屠杀事件的一个仪式。）她总算抓着那块胡须，心想这至少是他的一部分，应把它保存起来，于是她跑进屋里把它藏起来。几个暴民跟着她进屋，找到那胡须，把它拿走。接着，他们在哈里·辛格身上浇汽油，放火烧他。他们还追赶他那个十多岁的儿子，找到他，把他打昏，然后也是放火烧他。虽然他把头发剪掉，但他们知道他是锡克族人，因为当他们找到他父亲的胡须时，他们也找到他剪掉的头发。他母亲保存了这代表着她儿子的神圣头发。
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帕尔·辛格（生于1947年11月）告诉我，他没有时间去搞哈利斯坦运动，但是，1984年之后，他改变了主意。“那个日子会来，”他说，“也许在十年内。”锡克族人纷纷出售他们在德里的物业，然后在旁遮普省买地，以便他们一旦被迫逃回锡克族人的腹地时，不必把资产留在德里。“我也在这样做，”帕尔·辛格说。
在1984年那场大屠杀之后近三年，没有一个人被控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谋杀一名锡克族人。拉吉夫·甘地的政党国大党愈来愈依仗印度教徒的选票，因此不愿疏离印度教徒。
印度教族主义的新元素，是出现一种印度教集体意识，它超越种姓制度，相信印度教徒正受到印度其他少数族裔的威胁。有证据表明，拉吉夫的国大党试图骑这只老虎。在孟买，这只老虎实际上已在掌权。执政党“湿婆军”的标志是一只老虎，它是有史以来在印度一个地方获得政权的最明显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组织。该党领导人巴尔·萨克雷是一位前漫画家，他公开表示，他相信民主在印度已行不通。他毫不掩饰他对穆斯林怀有公开敌意。在1985年的皮文迪暴动中，也即湿婆军赢得孟买市政选举之前数个月，湿婆军的活跃分子就深深卷入反穆斯林的暴力。如今，在湿婆军寻求把影响力扩大至马哈拉斯特拉邦（孟买是该邦首府）农村地区之际，便陆续传来一些村落发生教族暴力事件的报道，而以前这种事情是闻所未闻的。
我也是来自孟买，并且也是来自穆斯林家庭。“我的”印度一直都是建基于多样性、多元主义、混杂的理念，这些理念与教族主义者们的意识形态是截然相反的。在我心目中，印度的形象是人群，而人群的本质是庞杂，三教九流，各种各样。但是，教族主义者们的印度绝不是这回事。
我在一位（生于1947年的）孟加拉知识分子罗比·查特吉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对他来说，社会的各种缺陷，是深刻、持久、歌剧式的痛苦的一个根源。“印度存在吗？”我问他。
“这是什么意思？”他叫道。“你到底在想什么鬼东西？”我告诉他，我说的是民族这个理念。在民族主义革命四十年后，它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他说：“去他妈的一切民族主义。我是印度人，因此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别人也是这样。还需要更多的定义吗？”
我问：“如果你不想用民族主义这个说法，那么，使这个国家连在一起的黏液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黏液，”他说。“印度不会四分五裂，不会有巴尔干化之类的东西。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我们在这里，还将继续在这里，就这么回事。危险的正是民族主义这东西。”
依罗比看，在印度，民族主义这个理念已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愈来愈狭窄。它已被印度教民族主义传染了。我震惊于一种引人注目的悖论，也即：在一个由国大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建立起来的国家，人民的安康如今也许竟要系于放弃一切民族主义辞令。
对印度来说很不幸的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与民族的理念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印度愈来愈被定义为印度教的印度，锡克族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则相应地变得愈来愈前所未有地激烈和迷狂。“如今，”一位年轻的印度教妇女对我说，“大家的宗教都表露无遗。”一位锡克族朋友对她这番话作出纠正：“表露在腰边的刀鞘上。”
我记得，当《午夜的孩子》在1981年出版时，印度人对它的最普遍批评是，它对未来太悲观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如今再也没有人觉得这部小说的结尾悲观了，因为自1981年以来发生在印度的事情，要比我曾经想象的黑暗得多。在小说的最后几页，曾暗示更务实的新一代将崛起，取代午夜的孩子，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可笑、浪漫的乐观主义。
然而，印度总是以其适应力、以其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幸存下来的活力，使其批评者窘困。我像罗比·查特吉一样，并不相信印度的巴尔干化。我猜，旧时那种“可运作的无政府状态”，大概还会再运作另四十年，无疑，之后又会再运作另四十年。但别问我为什么。
不存在“英联邦文学”
当我被邀请在剑桥举行的“1983年英语研究讨论会”上发言时，英国文化协会那位女士对我说了一句保证的话。“没问题，”我被告知，“在我们这次讨论会的议题中，英语研究将会把英联邦文学包括进去。”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使你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也即其他所有场合，这两者是要被严格区分的，就像两个爱争吵的儿童，或不可交配的熊猫，又或者像可裂变的不稳定物质，一连接起来就可能造成爆炸。
数周后，我跟一位文学教师交谈——我必须说，他是一位英国文学专家，一位很友善和很有见解的人。“作为一位英联邦作家，”他表示，“你可能会发现，在像你这样占据一个边缘位置时，有一种自由，某种优势，不是吗？”
接着，一本英国杂志在同一期内刊登对什瓦·奈保尔（译注：维·苏·奈保尔的弟弟）、布奇·埃梅切塔和我的访问。在我的访问中，我承认我开始觉得“英联邦文学”这个奇怪的术语帮不了忙，甚至有点儿令人生厌；使我感到很有趣的是，在他们的访问中，什瓦·奈保尔和布奇·埃梅切塔也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差不多的看法。因此，三个访问以一个总标题刊出：“英联邦作家……但别这样称呼他们！”
这个时候，英联邦这个词已开始使我不舒服起来了。
我想，这不是最怪的野兽吗——一个文学流派，而被归入这流派的成员却激烈地否认自己属于它。更糟糕的是，这些否认根本就没人理会！似乎，这头怪兽已获得自己的生命。因此，当我应邀出席在瑞典（偏偏选了这样一个地方）举行的一次有关这头动物的会议时，我就想，我最好还是去吧，好好端详端详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