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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之谜（外一篇）
作者：萨尔曼·拉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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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 译
四十年前，独立的印度民族和我在相差不到八周之内诞生了。我先出世。这引发一个家庭笑话：英国人离开之时，刚好是我抵达现场之际。这个笑话反过来变成一部小说《午夜的孩子》的胚芽，在小说中，不只是一个孩子，而是一千零一个孩子在那个获得自由的午夜时辰也即1947年8月15日第一个时辰诞生，他们喜剧性和悲剧性地与一个民族的诞生联系在一起。
（顺便一提，我计算一下，发现1947年8月印度出生率大约为每秒两个婴儿，据此，则每小时诞生一千零一个婴儿这一虚构数字，反而是有点儿偏低。）
连锁反应还没完。这部小说的标题，对很多印度人来说，变成了一个熟悉的口头禅，用来定义那一代人，他们太年轻，既不记得帝国，也不记得解放斗争；而当拉吉夫·甘地成为总理的时候，我发现报纸用“午夜的孩子来了”这样的标题来欢迎他的政府。
因此，四十岁来到的时候，我便想检视一下像我一样要踏入第五个十年的印度民族；尤其是透过这个国家的双胞胎公民、“四七年”阶级、我这一代人的眼光，来检视它。我乘飞机去那块次大陆，寻找我虚构过的想象中的人物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同胞。午夜的真实孩子：跟他们会晤，无异于完成一个圆。
我很想在他们的帮助下，设法解开一个谜团：印度存在吗？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奇怪、多余的问题。毕竟，那个巨大的地方明显地摆在那里，一颗未经琢磨的钻石，两千英里长，也差不多两千英里宽，辽阔如整个欧洲，但你永远无法用“墨卡托投影”来猜度它。它的人口约占全人类的六分之一，拥有地球上最大的电影工业，在世界各地繁殖各种节日，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著称。印度存在吗？如果它不存在，是什么把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隔开？
只有当你开始想到印度民族这个政治实体，也即其四十周岁已经到来的这东西，刚才那个问题才开始变得有意义。毕竟，在数千年的印度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叫作“统一的印度”这样的产物。谁都没有能力统治这整个地方，莫卧儿人不能，英国人也不能。接着，在那个午夜，那个从未曾存在过的东西，突然“自由”了。但它到底是什么？它以前、现在有什么共同基础（如果有任何共同基础的话）？
有些国家是由一种共同语言统一起来的；而印度有十五种主要语言，另有无数种次要语言。它的人民也不是由种族、宗教或文化统一起来的。最近，你甚至可以听到一些声音，认为维护统一并不符合大家的利益。J.K.加尔布雷思（译注：美国经济学家，曾任驻印度大使）把印度称为“可运作的无政府状态”，这说法至今仍然适用，但是这个国家承受的压力从来没有如此之大。印度存在吗？如果它不存在，则只需用一个词来解释：教族主义。宗教仇恨的政治学。
在北方邦，有一个中型城镇阿约提亚，镇上有一座颇普通的清真寺，叫作巴布里清真寺。不过，据《罗摩衍那》说，阿约提亚是罗摩的故乡，而据当地的传说，他出生的地点——罗摩出生地——正是今天巴布里清真寺的所在地。自印度独立以来，该地点就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领土，但是在这四十年间的大多数日子，这个问题一直以一种非常印度的方法被抑制住，就是搁置着，把清真寺的大门锁起来，禁止印度教徒或穆斯林进入。
不过，这件事终于在去年闹至法院，审判似乎有利于印度教徒。巴布里清真寺变成极端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世界印度教协会”的目标。自此，整个北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就不断发生冲突，每次爆发教族暴力事件，巴布里清真寺都被认为是一个主要原因。
当我抵达德里的时候，筑有城墙的旧城区正处于严厉的宵禁，原因是刚刚爆发一次教族暴力事件。在金德尼乔克那些小巷里，我遇见一位印度教徒裁缝哈班斯·拉尔，他生于1947年，你很难找到如此温和有礼的男子。暴力令他害怕。“暴力发生时，”他说，“我关了店子逃走。”但是，尽管他如此温和，哈班斯·拉尔却是那个旧称人民联合党、现称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坚定支持者。“甘地夫人死后，我在选举中投票支持拉吉夫·甘地，”他说，“这是一个大错误。我不会再犯了。”我问他，应该如何处理巴布里清真寺的问题，它是否应该再被锁起来，就像过去很多年间那样搁置着？它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可以去崇拜的地方？“那是印教徒的圣地，”他说，“应该归印度教徒。”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
两三天后，旧城区仍充满紧张。宵禁每天只解除一两个小时，让人们可以出去买食物。其余时间，都是戒备森严。那时正是开斋节，也即穆斯林庆祝斋戒月结束的大日子，但是该市主要的伊玛目们说，不应庆祝开斋节。在密拉特，河里漂浮着穆斯林的碎瘭。该市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地方武装警察”狂性大发。再次，巴布里清真寺是争论点。
我遇见阿卜杜勒·甘尼，他是德里的一位穆斯林，在一家卖纱丽的商店工作。他像哈班斯·拉尔、印度和我一样，也是诞生于1947年。使我吃惊的是，他与哈班斯·拉尔太相像了。他们都是体形瘦小的温和男子，声音低微有礼，脸露迷人的微笑。他们都是每月赚约一千卢比（一百美元），都梦想拥有自己的店铺，但知道他们永无这样的机会。可是，一涉及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分裂，阿卜杜勒·甘尼就像哈班斯·拉尔一样不屈不挠。当我问他对巴布里清真寺有何看法时，他说：“凡是属于穆斯林的，就应该归还穆斯林。就这么简单。”
哈班斯·拉尔和阿卜杜勒·甘尼的温和，使得他们的宗教分歧显得特别突出。巴布里清真寺并非不同信仰之间的唯一问题。在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再次降临围着城墙的旧城区马内克乔克，并且老早就已获得它本身的内部逻辑：众多家庭在武斗中家破人亡，形成无休止的冤冤相报。政治势力也在暗中运作。在艾哈迈达巴德医院，医生们发现他们治疗的很多刀伤，都刺得很专业。有人派遣受过训练的杀手进入城内。
在印度各地——密拉特、德里、艾哈迈达巴德、孟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对峙正在升级。在孟买，一位（生于1947年的）记者告诉我，很多教族事件发生在穆斯林开始繁荣、经济规模扩大的地方。她说，在诸如阿约提亚这样的热点背后，是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繁荣的愤怒。
世界印度教协会有一份清单，列出一百多处巴布里清真寺式的有争议地点。其中两处特别重要。在马图拉，一个穆斯林圣地座落在据说是印度教神黑天的出生地；在贝拿勒斯，一个据称用于供奉湿婆的圣地，也处于穆斯林的掌控中……
在孟买，我找到一个“午夜的孩子”，他是一个穆斯林，名叫穆卡丹，在港区做文员。他简直是一位超级公民，善良得几乎不像真的。穆卡丹绝对赞同印度的统一。他醉心于小家庭。他认为所有印度人都有责任教育自己，而他本人亦修读很多夜课。他被选为他那个船坞的模范工人。他骄傲地宣称，在他们那个村落，不同信仰的人住在一起，非常融洽。“就该这样，”他说。“毕竟，这些宗教都只是说说而已。在它们背后，都是一样的，不管信仰什么。”
但是，当教族暴力于1985年冲击孟买港区的时候，穆丹卡的超级公民身份并没有派上用场。他的船坞遭袭击那天，他碰巧不在，捡回一条命。他说，他几个星期都不敢回去工作，唯恐暴民随时再来。
很多印度少数族群的成员像穆卡丹一样，最初都醉心于那个用古老、世俗的眼光定义的印度，而在印度，找不到比锡克族更爱国的印度人。你可以说，在1984年之前，锡克族就是印度民族主义者。接着，发生了冲击金庙的事件，又发生了甘地夫人被刺杀的事件；然后，一切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