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挨着
作者：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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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里夹了一页纸，纸上断章取义地抄了小说中的两段话。一段是“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我还抄道“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我抄下这两段话来是为了表示个什么意思，我自己也不清楚，总之我抄了，并和那书一起放到信封里寄走了。
我还想送他们一只狗，叫阿随。
我和时竹山每天除了通电话，简直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们必须偎依着彼此的声音才能活着，就像我们离不开氧气一样。我们就这样度过了秋冬，迎来了春天，这个春天美艳得让人晕眩。我们用掉了无数张电话卡，201卡、300卡、IC卡、IP卡。我们快要倾家荡产了。尤其是我，我那么贫寒，身上的最后一笔小钱也准备着派上重大用途，那就是去购买一张电话卡，哪怕是面值最小的，我要用来拔通那个区号和七位数，我要让我的声音从这个国度的东部传到西部，我要用最轻最细的嗓音和最朴实无华的语调，达到震耳欲聋的效果。我有那么多要说的话，它们扁扁地贮存在一张卡上，存放在衣兜里，被随身携带着，卡号吉祥如意，密码正大光明，元和角将被分和秒一点点吃掉，几千里化为乌有，我们的青春啊在电话线里闪光。每当电话卡上出现这样的声音“对不起，你还可以通话一分钟，一分钟后我们将切断这次通话”，我就觉得枪膛里只剩下一颗子弹了，我得要求它对准靶心打个十环的成绩，要不就是火柴盒里只剩下一根火柴了，我要用它来引发一场火灾，在这正在倒计时的一分钟也就是六十秒里，我语速加快标点省略，仿佛我的生命就剩下这一分钟了。
有一次我在还剩一分钟的时候，大声对着话筒说：“我们结婚吧。”然而我听到那边传来一个铁石般冰冷的声音“不行。”以后每当电话卡上预告只剩下了一分钟时，我都要说“我们结婚吧”，渐渐地每张电话卡上的最后一分钟都成了求婚时间，我得到的却总是斩钉截铁的否定的回答。时竹山告诉我说他父亲婚姻不幸，曾带着年幼的他离了两次婚，结了三次婚，现在都是六十岁的人了，还跟他的现任继母三天两头地吵架，前不久接到同父异母的妹妹打来的长途说，父亲揣着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出走了。所以时竹山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婚什么姻的，他倒希望废除婚姻制度，孩子们交给国家统一来管理。
可是我一如既往地在电话卡上的最后一分钟里向时竹山求婚，而且越来越诚挚，越来越奋不顾身，时竹山则一如既往地拒绝我、劝说我、哄我。我每次打完电话我都哭得双眼红肿，肝肠寸断，趴在床上好久起不来。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未必就是真正地喜欢跟谁结婚，我也许只是喜欢这种在电话里撕心裂肺悲欢离合的感觉，这感觉让我快乐，在电话里冲着一个男人哭泣要比只对着他说话更让我满足，这样我们挨得似乎更近了。
有一天从早到晚我都没有接到时竹山的电话，打过去无数遍也没有人接。第二天也如此，第三天也是如此。就这样天天如此，许多天许多天过去了，我和时竹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联系。我按通讯地址“某某省1215信箱”给他写去的信总是粘着“查无此人”的条子退回来。我真是快急疯了。我变得抑郁寡欢，连哭都不会哭了，我想这个时竹山一定是让我的求婚车轮大战吓着了，要么是躲藏起来了要么就是逃跑了。
我很后悔不该用过于强烈的感情把时竹山吓跑。如果可以挽回，我宁愿重新回到从前，回到我们刚刚通电话的那时候，让海拔升高，气压永远到不了一个大气压，把情感永远控制在一百摄氏度以下，永远不沸腾，和他自然而然地来往，像风和水、像大地和落叶那么自然而然。我宁愿不要求做什么夫妻，而和他保持同志式的关系，我宁愿不卿卿我我，而是进行君子淑女式的礼尚往来，我宁愿不在信末写什么爱你吻你之类的混帐话，而写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我该怎么办啊？我真想往西部发射一颗远程导弹过去，正好落到时竹山的头上。我的悲伤刺穿了二十四小时。我的心里从早到晚都在播放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一句歌：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我感到走投无路。我的职业既稳定又体面还清闲，旱涝保收，不愁吃不愁穿，另外我没有生活拖累，还有一套满意的房子，人呢算得上年轻聪明，身体健康，无残疾，可我就是感到走投无路。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生活了，我觉得这生活大大地亏待了我，就差置我于死地了。我总想毁掉点什么。我要先下手为强去毁掉点什么，要不我就要被什么毁掉了。这个世界狰狞强大，我注定是毁不了它什么的，我要毁也只有毁我自己。我无端地认为在我身上精神和肉体已经演化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厌弃这具孤零零的寡居的肉体，这具失去了性别的肉体，只有摧毁它，才能使所有执拗的念头得以长存。
我常常在日影西斜时分想到死亡。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结束，而是人生的一个后院，它和活着隔着一道黑色大铁门。那后院里长满了奇花异草，只是颜色有点失真，是用油漆漆上去的，而且它们没有香味。那里的河流流动得很缓慢，简直像水晶石的，鱼儿穿戴得过于华丽，并不忙于赶路，而总是在舞蹈和宴乐。那里的鸟儿都是化妆的，爱涂浓浓的指甲油，当然也戴各种各样的首饰。那里的人们走起路来目不斜视，不懂得自动拐弯，直到撞到什么物体上了才能在外力作用下改变一下方向，他们说话声音缺乏抑扬顿挫，声调是一条直线下来的。那里的爱情非常简单，活着的时候你最恨谁，那么死后到了后院里就要和谁结为夫妻。另外，那里将天黑称为昼，将天亮着称为夜。还有，那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怀旧之中，怀念着前院里发生过的，但又彼此心照不宣地对此缄默，从不提起。
就这样，我一个人，卧在我的小床洞里，看着窗外的黄昏，心里想着死的事情。我想着这件我从未经历的、看似遥远却唾手可得的事情。我像做功课一样想着它，它是我在每日黄昏里的功课。想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了快乐。如果现在我就去做，没有人会来搭救我，死会毫不犹豫地接纳我、包容我、覆盖我、圈定我、淹没我、箍住我、环绕我，它会紧紧地把我拥抱。我会和死挨在一起，跟挨着我爱的人一样幸福，死不会抛弃我，永远不会。有那么一次我已经把水果刀举起来了，把带花边齿痕的锐利锋刃放在白细的手腕上，压住了绿绿的血管，只要我一用劲，鲜血就会像喷泉一样迸射出来了，鲜血会汩汩地流啊流，很快地渗透被褥，我会变得苍白如纸，我躺着的这个六面全都围起来的小小床洞就成了一个棺柩。我拿着水果刀刀柄按着往下使劲的时候，并没有丝毫恐惧，我觉得自己是在切一只白皮萝卜，一只白皮红心的水萝卜，它的皮富有弹性，它里面的纤维有脆脆的柔韧之感，它在等着，清甜可口地等着，等着被一下子咔嚓一声切开来。我要切了，我要切了，已经没有什么好等的了，要切了，切了，切——。这时候电话响了，我暂时放下了刀子，去拿话筒，里面传来彩彩的声音。她问我在忙什么，我说我在切东西。她问，切什么呢？我说，切手腕。彩彩笑了，说她也不想活了，正准备卧轨呢。
自从和时竹山失去联系以后，我就把那只电子表从箱子里取了出来，天天拿在手里看啊看的，以寄托相思。终于有一天我看来看去，突然变得火冒三丈，找来一把锤子，把那电子表砸了个稀巴烂。
我不再把前凉台上的男雕塑唤做时竹山了，我重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毕南阿。我起这个名字没有任何道理和依据，我就是想叫他毕南阿。这是一个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