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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语、酷语和秽语
作者：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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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间色语才真正解放了情欲叙事。从元代开始，基于古典知识分子话语的衰败（6），说书人、戏子和下层知识分子（落第文人）建立起话语联盟，企图从一个全新的方向拯救汉文化，并寻求话语的民间出路。城市戏剧（杂剧）开始迅速繁荣起来。元朝政府下级官员王德信撰写的《西厢记》剧本，无疑就是这种合谋妥协的结果。一对男女在丫鬟的安排下翻墙幽会，上床做爱，随后又大胆私奔。其唱词融合了传统的古典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口语，成为一个爱情的浪漫样板，照亮了此后七百年的中国舞台。尽管它仅仅是一种美学反叛的开端，却遭到国家主义的严厉追杀。明清两代都把它当做“淫词”而列为禁书，乾隆甚至亲自主持了对《西厢记》的批判，向民众颁发训诫，严禁该剧的刊印、演出和传播。
《西厢记》是利用唱词进行虚拟做爱表演的范本，崔莺莺的独唱细致描述了整个性爱过程，从“绣鞋半拆”，“将纽扣儿松，把缕带儿解”，经过“软玉温香抱满怀”，直到“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其中“花心”、“牡丹”、“嫩蕊”（暗喻女阴）、“露”、“水” (暗喻女阴之水)和“鱼”（暗喻阳具）等都是有关性器的公共隐语，这是古典色语在经过民间改造之后的一种全新语体，在中世纪城市的街巷中散发着半俗半雅的古怪光芒。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传统的性符码经过强化，构成了少女怀春传奇的话语核心。故事叙述少女杜丽娘游园时做了一个春梦，梦见在柳树下与一位青年调情和性交，醒来后郁郁寡欢，思念成疾，竟然伤春而死，葬在梅树下，其鬼魂说服阴曹判官放回阳世，继而找到那位名叫柳梦梅的青年，教他开坟救人，少女还魂而起，与柳梦梅结为秦晋之好。整部戏剧充满了有关各种性隐喻的符码，其中花卉（牡丹、梅花、芍药、杜鹃等）多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而柳枝、毛笔、箫管和雨伞则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柳梦梅”这个名字，无非就是男根梦想女阴的意思。为了强化情欲的语义，剧中还出现了一个有性交障碍症的“石女”石道姑，藉此作为杜丽娘的反转镜像。在开棺之后，石道姑用壮男的内裤烧成灰烬，调和热酒，灌入杜丽娘口中，使她得以重生。这种被称之为“烧裆散”的还魂药，就是男性精液的转喻。我们看到，在《牡丹亭》里，导致女人的死亡和重生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男人的性器和性爱。
色语的粗鄙化
隐喻是士大夫从事情欲书写的一个基本策略，它推动了文人和市民在淫趣上的妥协。但在另一面，王实甫和汤显祖唤起的不仅仅是一种叙事伦理学的妥协，而且是色语公开走向粗俗化的重大开端。除了色语，《西厢记》和《牡丹亭》中还出现了大量粗鄙的口语、俚语和市井之语，并且满含着酷语的暴力趣味。这种风气由说书人和戏子推波助澜，在明清渐次达到高潮，出现了大批以《金瓶梅》、《玉蒲团》等为代表的淫艳小说，而在民国期间仍然可以窥见它的俗丽风采。而在中国东北，“二人转”至今仍然保留着以民间色语为主体的传统，粗鄙、淫荡、幽默、刻毒地针砭弊政，其叙事和表演都已趋于完美。这是民间色语在当代的重大复活，并且以一种放浪的方式，汇入了现代流氓话语的洪流。
叙事伦理学的让步
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尽地历数色语的历史进程。民间色语在知识分子（国家）叙事伦理的包围中涨落，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危机四伏的线索。经过“文革”时代的禁欲主义的清洗，色语几乎已经荡然无存（7）。但1990年代却成为色语全面复辟的时代。在市场资本主义的赞助下，色语卷土重来，成为流行话语的中坚。它在文学和时尚两个向度上茁壮生长，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这是公共叙事伦理发生全面“厚黑”的信号。作家开始日益放肆地使用色语来传递意识形态转换的消息，或者利用情欲叙事来谋求图书市场的大宗份额。叙事伦理学最终向不可遏制的情欲做出了重大让步。
身体符码的扩展
刺青(纹身)、鹰犬、鸟笼和铁球，这些更为古老的语码显示了流氓百科全书的另一些特色。刺青是书写在皮肤上的魔法，它不仅是一种痛苦耐受力的炫示（8），而且是一种神秘的谜样的言说体系，紧密地分布在某个人的肌肤上，像一种难以辨识的地图，或是一些正在爬行的欲望的动词，闪烁着暧昧而性感的语义。而架在手臂上的猎鹰和奔行在地的獒犬，则更倾向于一种酷语，也就是倾向于暴力的表述。鹰—人—狗这三个运动着的“名词”，构成了空间的多层面的征服。它们是中世纪霸权的活的标记。
清代的北京满族贵族男人，更喜欢左手托着鸟笼，右手在掌心把玩旋转着一对铁球。其中“鸟”和男性生殖器“吊”谐音，成为后者的一种借喻，而铁球则暗示睾丸的坚硬性，它们在掌心中发出金属般清脆的摩擦声，以及一种微弱的闪光。有的铁球内部安装金属簧片，甚至能够在旋转把玩中发出悦耳的声音。它们不仅是一种身体符码的外延和扩展，而且是一种奇妙的文化发明（9）。晚清以来，满族贵族日益没落和退化之后，色语开始粗俗地浮现在世俗生活的表层。“鸟—球”色语起初要暗示一种闲适的生活，而且还要传达一种贵族所独有的性主权。但随着贵族子弟的普遍流氓化，这种交际性色语逐渐转向江湖，进入中国流氓话语体系，成为市霸、街痞和混混儿的浮夸标记，提示着城市流氓的“身份”和性霸权。
色语的意识形态
色语在当代中国正在日益政治化，变作民间进行政治讽喻的利器。我们看到，大量用色语编织起来的政治笑话迅速传播，成为1980年—1990年代中国民间色语的隐形主流。政治幽默和色语的结盟，构筑了一种轻松的“酒桌话语”，它们的主人公遭到了人们放肆的嘲笑。在一个后集权主义的语境中，这种政治色语成了精神压力的缓释剂。1990年代末第五媒体“手机短信”出现后，色语又以“短信话语”的方式甚嚣尘上，继续维系着一个针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态势。
但色语不仅只是一种颠覆性力量，而且也与国家主义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它时常闪现在城市“现代性建筑”的现场，并借助立体的阳具化来表达权力欲望。这种文化象征主义，几乎成了支配新建筑的惟一理念：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类的阳具化造型之上，追加政治霸权的语义。这是对传统国家主义建筑话语的严重反叛。古典国家主义建筑是一种女阴式的书写，它被限定在圆形的穹隆式框架之中，或者环状地匍匐在大地上，仿佛是一种对“上天”（阳性事物）的谦卑的响应。但西方工业化幻象改变了中国建筑的语法，并促成了一场都市建筑高度的狂热竞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地方国家主义征用了勃起的阴茎图式（同时也是西方男权主义政治的色语符码），令其散发出自我政治夸耀的摩登气息。无论如何，色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政治意识。
酷语：风行数千年的公共话语
酷语就是暴力话语的一种简写，它与色语一起构成了流氓话语的主体。酷语是中国流氓话语中惟一能够风行两千年而没有遭到围剿的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酷语系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共用话语。它最初产生于民间，而后就被国家所征用，成为极权国家主义主要叙事工具。但流氓拒绝放弃酷语的话语权，这导致了酷语成为一种逾越了“阶级”界限的超级话语。这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进行对话的惟一用语。由于这种共用性，对话完全无须进行转译，也不会产生歧义和误读。另一方面，流氓和流氓之间的对抗也变得简洁而明快起来，仿佛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恳谈。
酷语的恳谈
中国历史最著名的酷语恳谈发生在刘邦和项羽之间。根据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率大军兵临城下，项羽派人痛斥刘邦不义，并以刘邦的父亲为人质，威胁要将其烹煮。刘邦回应说：“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烹了他，请不要忘记分我一碗羹汤。”这段经典性对话似乎显示了流氓的话语风格：残忍、血腥、无情无义，对亲人被置于险地完全无动于衷。依据传统伦理学的立场，这应当就是流氓的无耻化的话语风格（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