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色语、酷语和秽语
作者：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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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看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流氓永远是社会的少数者，但在我们看来，流氓话语空间远远溢出了统计表格、语言辞典和语文教科书的边界。流氓的秘密决不是它对于道德和权力的公开颠覆，而是对于话语的秘密征服。丧失了身份的人们与前意识形态发生了广泛的断裂。言说的属性被悄然改变了。一种与秩序话语截然不同的语法开始启动，试图喊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流氓话语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们在大地上滚动，像雪球一样无限地增长着。经过漫长的角逐，终于坚硬地屹立在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它是一个庞大的话语织体，它包含着色语、酷语、秽语以及各种形式的文本。所有的流氓社会及其流氓主义都是在话语的温床中诞生和发育的，并且还要在各种话语喧嚣中发出自己的犀利声音。
一个著名历史文本成功地表达了这些。吴承恩魔幻小说《西游记》里的猴子，是一个灵巧的动词，也是暴力之神，代表着流氓的剧烈的反叛。他的棍子“金箍棒”像阳具一样可以自由伸缩，喻指着所有那些粗暴的阳性事物：怨嗔、暴戾和仇恨（1）。不可思议的是，孙悟空仇视女人，尤其仇视那些企图引诱和染指唐三藏的女人（如占据“盘丝洞”（2） 的女妖“白骨精”），他的妒忌的激情使他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同性恋者。而皮肤白皙和性情温和的圣徒唐僧，则扮演了一个B角同志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管束性情暴躁的情人，并要让一个天庭反叛者和江湖流氓跟他一起成为圣人。猴子和唐僧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对偶关系，在他们背后，掩藏着流氓和圣徒之间的秘密的灵肉亲昵。
而在猴子的身影以外，一头猪，一个肥胖而慵懒的动词，和他的钉耙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并且触发了我们的笑声。这就是猪八戒，一个在天堂里负责卷放帘子的仙人和异性恋者，因为对仙女做性骚扰而遭到贬谪，投胎成为小猪，又被唐僧收伏，成为取经四人帮中的成员，从而开始了一场被天帝逼迫的游走。这是中国特有的喜剧，也是惟一的土地喜剧，据此他受到了长达五百年的奚落与嘲笑。他和猴子的古怪对抗是反讽与正谕的较量，但他却是无限可爱的，跨越数百年的话语时空，成了五百年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3）。这究竟是为什么？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变化的？
我们看到，“文革”时代受宠的造反猴子遭到了冷遇，而慵懒的猪却越过经文里沉重的教义，甚至越过他自己管辖的帘子，成了新时代的话语宠物。
猪八戒是对土地和农民的身份反讽。他的钉耙示意他是个纯粹的农民，但他却拒绝耕作，懒惰和贪欲（贪色和贪财），与农民的美德（勤劳、节俭以及欲望的有限性）形成讽刺性的对比。他的“猪性格”反讽了他的农民身份。他是乡村欲望（永无止境的食欲、贪欲和情欲等各种欲望的复合体）的一个反讽性寓言。另一方面，他曾经拥有的卷帘身份，则暗示着他与闺房和女色的暧昧关系。帘子是通往性密室的脆弱的门。这半明半昧的帘子被守帘人自己急切地揭开了，并且不幸地看见了帘后的事物——女人。猪就这样破坏了农民的操守，成为土地伦理的叛徒。
猪八戒就是农民和流氓的关系的寓言。他是一个天庭的武官，在性侵犯女人的意义上成为流氓，或者说是流氓和农夫身份的混合物，国家主义（玉皇大帝）藉此嘲笑了他，并判决它拥有一个猪的形貌。这责罚是奇妙的，它不仅意味着他应当是丑陋的，而且应当接受行走（取经）的苦难。这行走就是流氓的特征。猪八戒首先在性行为方面出现了流氓的征兆，而后又在前往“西天”的行走中获得了流氓的更多特征（这就是他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的原因）。他注定要在历经磨难的行走中成为一个纯粹的流氓，被各种身体的欲望所纠缠和支配。这正是他可爱的方面。他没有像唐僧那样自我压抑，也没有像猴子那样沉浸在病态的嫉恨之中，而是坦然言说着他的全部欲望，并且为这种细琐的欲望而奋斗。
《西游记》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几乎成了两种话语的象征。猪是欲望解放的代表，他不仅标定了由农夫向近代市民变形的历程，而且成为小说的情色叙事的化身；与此同时，猴子则开启了近代暴力叙事的先河。这两个半人半神的生灵像两座雕像，分别代表着色语和酷语，喜剧性地屹立在了我们展开话语探险的入口。
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
色语即情色话语的一种简称，它是所有话语中比较隐秘的那种，它从一开始就是身体欲望和密室生涯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它的私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流氓的介入，它最终被转换成普遍的公共事件。它把所有的读者（观众）都变成了床帏偷窥者。国家主义的道德禁忌并不能阻止它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这种蔓延。《金瓶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流氓文人是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实施“文化泄密”的。这场叙事政变更改了色语的命运，令它最终成为流氓话语的主要专利。如今，散布在手机短信和网络笑话中的民间色语（此外还应加上政治幽默），几乎成为中国民间智慧的最高代表。
古典色语
古典色语是宫廷色语和士大夫色语的混合物，皇帝、贵族和士大夫的话语专利。在唐宋诗歌和明清小说里，它们始终以诗歌、隐语和谜语的方式出现，狎妓的风情被知识分子的典雅话语所掩盖，拥有一个由纱窗、珠帘、画屏、红烛、鸾镜、绮帐、玉钩、香衫、罗带、锦衾、玉枕等大量床帷物事构成的香艳语境，但它又是如此的优雅，与梦幻、愁苦、相思与恨泣等灵魂情语互相缠绕，弥漫着忧伤的诗意。
基于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中国古典色语充满了语词的机智，并且总是被包裹在一些微妙的谜语之中，成为一个散布着各种隐喻、讽喻和象征的话语织体。“吹箫”和“弄玉”是一个范例，它的广泛存在证实了经过隐喻处理的色语是如何大肆流行的。李商隐的诗歌则是另一个范例，它用大量隐喻堆积成一个中级官僚的情欲叙事。在《无题》中，他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李商隐的另一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也充满了床帷性爱的暗示。其中“巴山夜雨”就是“巫山云雨”的二度转喻。但这些精妙隐喻却由于其多义性和歧义性而遭到长期误读（4）。这是知识分子隐语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古典色语最终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书房—卧房游戏。它的机智阻挡了它与人民的对话。
明代的孔子第六十四代后裔孔尚任的作品《桃花扇》，对色语作了进一步“人文”改造：女主人公李香君为了政治贞操以头颅撞墙，鲜血溅落在团扇上，被改绘成一株艳丽的桃花，成为民族—国家主义操守的象征。但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性行为转喻。“香君之血”的真正来源并非头颅而是生殖器，它起源于对处女破瓜初夜的床帷记忆。颅血是对“初夜之血”的一种镜像式仿写，它不仅暗示着对头颅（灵魂与精神）的处女权（气节）的自卫，而且也暗示对肉体贞操的捍卫。儒学家就这样利用被彻底雅化的色语，成功地题写了“爱国主义”和“爱身主义”的凛然大义，甚至康熙皇帝本人也无法对这个汉人怀旧的政治文本有所物议。古典色语终于随着文人戏曲的胜利而征服了十五—十六世纪的中国。
知识分子（士大夫）对民间话语的围剿与征用是一个历史传统。明代士大夫夺走了戏曲的话语权，把它变成知识分子话语的专用容器。民间话语直到清代才开始复兴，并挑战文人戏曲，形成激烈的“花雅之争”（5）。徽班进京显示了民间话语的力量，但“花部”戏曲最终还是被乾隆皇帝所征用，经过再度雅化，成为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廷艺术。
民间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