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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
作者：张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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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识产生于人的理性，理性的主体既是知识的立法者，也是自然的立法者。这就是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康德哲学的要义。虽然在康德看来，这样的立法者实际上不是任何个人，而是先验主体性，即人的理性能力，但实际上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因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团体比非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得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并且，“他们的知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各界所持有的信念之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惟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因此，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制定者，而且也是正义的维护者和社会的良心，德雷弗斯事件之所以被许多人视为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原因也在此。最后，知识分子上述特殊的作用和身份也使他们成为价值的审订者，他们一方面要评估和批判一切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体现某些道德理想。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与乌托邦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语境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要以他们的自主性或理性来安排和改造世界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只要根据西方的知识话语和世界规划来改变中国。他们从出世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在于现代化，即在于按照西方现代性的样式改造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他们很少觉得自己应该是知识和价值的创造者，因为这个角色早已属于西方的同行，他们只是西方同行创造或发现的知识与真理的传播者。将西方的知识话语和价值系统传入中国，在他们看来就叫启蒙。因此，如果西方知识分子的形象是立法者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传播者或启蒙者。这个形象其实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启蒙者；虽然很少反思他们如何进行启蒙，用什么启蒙。
早在晚清，梁启超就提出：“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以为“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类似的思想在最近十年出版的某些翻译丛书的前言中也有反映。译书热愈演愈烈，至今未见稍息，虽然早已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间，但以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就是启蒙的想法恐怕是根本的原因。因此，许多人乐此不疲，完全忘记了自主性和创造性乃是启蒙的真义，以为译书就是启蒙，“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梁启超语）以致于离开西方话语立刻就陷入失语症而不能自拔。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今天仍以为译书就是启蒙，乃至译书经世究竟是时代的倒错还是头脑的瘫痪姑且不论，至少在严复的时代，译书经世在相当程度上是合理的。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阶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向来被这个阶级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自秦以来，大抵以议法为奸民。然宋元以前，朝政得失，士犹得张口而议也。至于明立卧碑，而士之性灵始锢。虽然，犹有讲学，而士尚可以自通。至于今世，始箝口结舌，以议论朝政为妖妄不祥之人，而民之才德识知，遂尽如斯密氏之所指。”而西方之强，恰恰在于民主制度保证了人民参政的权利，甚至可以不需得君行道，而能自行其道。在严复辈看来，只有将这个道理向国人讲清楚，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那种自行其道的制度。
这些道理在西方是现成的，在中国传统中却难以找到，通过译书加按语的方式向中国人说明是最方便也是最适合的途径。连章太炎都希望维新人士“鸈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然而，严复辈译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或所谓启蒙，他们还有更深的考虑，这就是传统学为政本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严复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说：“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也。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慎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至少在严复看来，他的译书首先是为学，而最终目的仍然是经世。
讲到为学，自然并非译书一途。但是，无论译书与否，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现代性本身的功利主义性质，使得经世致用的思想不可避免支配着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为学取向。固然也有像王国维那样的认为学问无所谓有用无用，但学术的确有求是和应用之分。这一点章太炎看得很清楚。他指出：“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国之圣贤孔子、王阳明等是。顾是二者，不可得兼，以言学理，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应用，则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这恐怕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即使是追求最高深的纯学问，往往目的还是为了致用，即转移世道人心。例如，吴稚晖就相信：“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这种想法在当时十分普遍，因此，像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熊十力、陈垣等人在从事政治活动后又埋头学术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矛盾。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胡适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目的却是要“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使得任何（公共）知识分子都无法对政治袖手旁观。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似乎就只有表现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关心政治上。即使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也自觉不自觉地与政治企图挂起钩来，表面上纯学术的追求，说不定正是一种隐蔽的政治姿态。而“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也恰说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知识活动与政治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特有心态。蔡元培办北京大学，要求学生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自己也想研究学问，但实际上是想“托政治于学术，将恃以彻底救国”。对于像他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学术所以救国，救国即为政治”。丁文江更是说：“要认定政治是我们惟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惟一的义务。”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政治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只要政治问题解决了，其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不投身到不同形式的政治抗争中。
另一方面，当政者出于种种考虑，也往往向知识分子伸出橄榄枝，延揽知识分子从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并未因为现代性而中断。著名知识分子从政或具有种种不同的政治名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或曰，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在从政前也曾是教授；但他们毕竟不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或象征；而胡适、丁文江、茅盾、郭沫若乃至今天的李远哲，作为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象征意义与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参政也好，从政也好，在现代社会中都是公民的权利和本分，就此而言，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甚至进入权力机构，都没什么可非议的。但是，这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乃是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的角色和作用，这就是知识与价值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正统与教条的批判者和希望的坚持者。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知识分子方为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了这些特征，知识分子自身的存在就陷入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