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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
作者：张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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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姆逊十六年前就已发现，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名称已如同一种业已灭绝的物种的名称，正在逐渐消失。但也几乎是从那时起，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对这个假设的身份越来越认同，也越来越自觉，不仅曾有人在海外以此为名办杂志，而且讨论知识分子的文字也时有出现，当然还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会。这一切似乎足以证明杰姆逊上述观察的武断；但如果我们将这一切放在现代性的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杰姆逊的论断无论正确与否，脱离现代性的语境，是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的。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特有产物。与现代性一样，“知识分子”起源于西方。尽管在西方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源出十九世纪俄国的intelligentsia，最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对社会持批评态度的一代人。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父子二人就是标准版本的intelligentsia。但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士”们（Les philosophes）才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巴黎的沙龙和伦敦的咖啡馆是知识分子的摇篮。 但是，发生学上的一致并没有伴随相应的定义上的一致。葛兰西将知识分子进一步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而福柯则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这说明“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此外，即使在西方，在不同的国家“知识分子”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法国和别的一些西欧国家，“知识分子”有别于依赖于由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学院的科学家与学者，也不同于只有审美诉求的文学实践者。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特行，有不同于流俗见解的人。而在英国，当然也有社会批评家，但由于知识界与政界和管理层互动比较密切，所以“知识分子”一词就含有一丝讽刺的意味，指对日常生活缺乏接触的人。据说在英国很少有人愿意被称为“知识分子”。这说明，“知识分子”不但是一个非同质性的群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他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在中国，一般人会将所有受过高等教育且从事非体力劳动者都叫做“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定义实际是从“知识分子”这四个中文字望文生义而来，以为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种约定俗成的用法自然也有其语义学上的合理性，但对于研究和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却基本是不相干的。如上所述，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产物。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历代都有，如西方中世纪的教士或中国古代的士，但人们一般都同意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不尽统一，但在这一点上却少有异议，说明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特有的现象和群体基本得到公认。因此，本文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除了知识与文化外还有特殊担当的人，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不少人以为，知识分子与传统的教士或士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维持生机，而不需要托庇于某个私人或君主的保护与赡养。现代的种种制度，如教育制度、出版制度、市场经济制度都使他们得以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人身份发言。这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但从根本上说，就像葛兰西深刻地揭示的那样，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的结构而存在，而是如有机体般依傍着这些结构而生存，因此叫“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不一定因此就一定机械因果地为统治阶级说话，相反，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或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或迫于制度的压力，而不得不最终被这个制度驯化。现代知识分子在全球范围内可能的灭绝，根源在此。
但另一方面，现代性也的确创造了知识分子得以产生和发挥其独特功能的条件和空间。从一开始，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就要求将理性的、推理的、逻辑的思想及抽象活动与别的精神活动分开。科学不仅与宗教分离，而且也从古希腊以来广义的哲学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了各门不同的学科。同时，科学的发展要求有相对独立的科学机构和组织。随着大学和科学院或别的研究机构的出现，科学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不仅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科学同样如此，这就大大刺激和加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识字人数大量增加，人的闲暇时间也在增加。现代的传播手段逐渐普及；现代印刷工业使得书籍与报刊对大众来说不再是奢侈品。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关于社会事务的各种思想、信息与观点。这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赖以存在，并可以通过对其施加影响而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公众。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只有有了这样的公众后，才会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
但这只是知识分子产生的外在条件，产生知识分子的内在条件，是社会进入现代后迫切需要有人担任原来由巫师、教士或士大夫担任的社会核心价值创造者、维护者的角色。现代性所隐含的虚无主义倾向，又使得创造者和维护者的另一面一定是怀疑者和批判者。知识分子，而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专业人士，就一身兼二任，负起了这样的双重责任。因此，恰恰是在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西方，人们认为知识分子的特征不在他的专业或职业，而在于他得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活动中显示出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显著关心。他们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分子似乎从来就是对事物现状与习惯、习俗不满的人。他们根据更高和更广大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像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因为“没有别的群体的人（像知识分子……）那么自由；……知识分子创造标准和指出标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从所谓实际事务的人称之为乌托邦理想的观点对这个既定文化进行连续的、不妥协的批判……。”
不管这种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多少理想的成份，但应该是比较容易为中国人接受的。中国古代的士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却深入世世代代读书人的心灵。处士横议，议的就是天下之事。士志于道，士是道的传承者和维护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根据道来批判现实政治和社会习俗，也是士应尽的职责。这个传统比西方的知识分子定义更多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但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毕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不管他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是怎样，他们的客观行为不能不受种种现代性条件的制约。他们会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士，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条件，又使得他们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定义。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缺憾，却更鲜明地表明了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内在紧张关系。需要声明的是，本文无意将西方流行的知识分子定义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标准，以此来衡量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够格，而是要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进行一些特征比较，以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困境和一般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必然命运。
鲍曼曾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为“立法者”，这个描述突破了知识分子自恋式的对自己的浪漫想象，而将知识分子放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下来考察，剔除了知识分子自我理想化的话语，而揭示了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共生关系。现代当然是一个亘古未有的社会大变动，这个大变动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它还伴随、甚至以一个新的世界观为前提。现代性的根本目标是要有目的有理性地控制一切，无论是人还是非人的事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序的整体，一切都按照机械规律因果地发生，因而也能被有理性的人认识和掌握。一旦掌握了世界的知识，人就可以对世界的进程作出种种预言，从而征服自然，规划社会。至少在理论上，这种知识是可以获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