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意外的事情
作者：尤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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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钟，是建筑设计师梁增光从单位回家的时间。单位在城市的北边，家住在西南部，所以，每次下班回家，他都要绕过大半个城市，好在这座城市不大，骑自行车也就需要四五十分钟。他通常的骑行路线是这样的:从延安路的单位出来，穿过十字路口，进入新华路，遇上下一个十字路口，他照样直行，来到解放路，到第三个十字路口，他向右拐，上了本市最干净最宽阔最有代表性的人民路，但在这段路上他走不了多久，过两个十字路口，他得向左，行入建国路，在建国路到底时，马路上的人渐渐地少了，等他转入东风路不久，再走上红星路时，人更少了。红星路是条不太宽的幽静的马路，路两旁的法国梧桐，遮住了直射的阳光。这条路上几乎全是住家，惟一的公共设施是一座久已废弃的体育场。梁增光每次骑到这里，会情不自禁地望一眼路对面体育场那扇包着白铁皮的大门。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个标志，它意味着旅行即将结束，他深深地呼一口气，身体仿佛立时变得轻松了，只须再骑一分多钟，进入一条巷子，就可以回到阔别了一个白天还算温暖的家里了。
如果您碰巧也是每天由北向南地骑车回家，您可能会在解放路建国路或别的什么路上遇上梁增光。但是我敢说，在您的记忆里不会留下有关他的太多与众不同的印象的。像他这样脸部有些瘦削，戴金丝边眼镜，骑一辆半新不旧的黑色凤凰69型自行车的中年人，街上实在太多了。一个“文革”以前最后一届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学过德语的普通学生，一个被政治运动耽误了青春结婚较晚的男人，一个拥有不太美丽的妻子的丈夫和十岁女儿的父亲，一个冬天穿藏青色毛涤西装，夏天穿白色的确良衬衣，春秋穿烟灰色纯羊毛背心的副主任建筑师，一旦汇入自行车车流之中，其职业特色便会被人群淹没同化得无影无踪的。
今天梁增光提前了半个小时从单位出来。平时他提前离开单位，都是因为有些烦恼。这烦恼有时是现实的，可以说清楚的；有时是非现实的，莫名其妙的。现实的烦恼比较容易克服，只要走出办公楼，就好像刚从他讨厌的专放劣质影片的电影院里逃出来一样，情绪会立即好起来。而非现实的烦恼，因为找不到根源，往往只能由它自生自灭。梁增光曾试图挖掘那产生非现实烦恼的根源。他读过一些书，知道许多外部因素，像气候、天气变化、某些实际问题，会影响人的情绪等等。但知道了又怎么样呢？照旧有烦恼、不愉快。所以，他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太多愁善感了。推而广之，认为人本身就是不幸的，痛苦的。当然，这种非现实的烦恼至多持续一两天，并没有影响梁增光的工作。
早晨从家里出来时，梁增光脱去了一件毛衣。这样，西装穿起来可以容易些，活动起来也方便一些，看上去也不是太臃肿。从家里出来后，他才感觉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春寒料峭的时节，风依然是尖厉的，浑身的鸡皮疙瘩已说明了问题。但是这并没有促使梁增光返回家，添那件毛衣。他以为自己刚刚出门，只要顶一阵，身体自然会暖和起来的。旅行似乎比以前长了许多，尽管如此，红星路上的鸡皮疙瘩到延安路57号仍是很新鲜的。等他架好车，弓身锁车锁时，发觉手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现在，下午四点四十分，梁增光再次落入早晨的尴尬境地。他觉得冷，恨自己没有多穿一件毛衣，可是理智告诉他再冷也不能像小青年一样骑飞车。他咬紧牙关，挺直腰杆，目不斜视，尽可能地使包裹在衣裤里的每块已经松弛的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就在他英勇地与寒冷抗争的时候，一位熟人助了他一臂之力。这位熟人在建国路的另一边喊他的姓。他停下来，认出是中学的同窗。他们在路边寒暄了一阵。等梁增光再次骑上车，身上便不再感觉冷了。他转向东风路。像往常一样，路上的人已经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了。红星路，他不用看路标，用手打出拐弯的手势，便慢悠悠地拐了进去。
红星路这边看不见人。只有麻雀像争吵似的在梧桐树枝叶深处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透过那丝丝缕缕的阳光，可以看见远处比这边亮一些的地方有行人在穿越马路。这情景梁增光已经熟视无睹了。他仍然目不斜视，若有所思地骑着车。到体育场的大门时，他习惯地朝那边望了望。大门凹处的地上躺着一个人，老太太。她在挣扎，像是要爬起来。梁增光回过头，又望了望。老太太前额上流着血，那血是顺着太阳穴淌下去的，衣服的前襟被染红了。梁增光继续往前骑，刚才的情景让他想起电影里演员头上涂着的红颜料。到自家的巷口他没有停，又骑了大约一分钟，来到报亭前。卖报人正在打电话，他朝梁增光笑笑，接过钱，熟练地把晚报递过来。梁增光把报纸卷成筒夹在后架上，慢慢地向回骑。在巷口他按出一串铃声，然后拐了进去。
来开门的是女儿。女儿梁茜今年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她抢过报纸，翻了翻文艺版，发现没有明星们的照片，便把报纸丢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抿着嘴朝梁增光笑笑，跑进自己的小房间，做她的作业去了。
梁增光在门口换了一双拖鞋后就径直来到厨房。此时妻子李学荣正在紧张地炒菜。梁增光对着妻子诡秘地一笑，然后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案板上已经炒好的菜上面。“洗手！洗手！”妻子一边炒菜一边叫。但是梁增光的手已猛地捏起一根菜，丝丝地投进嘴里。“又不洗手。”他听见妻子嗔怪后，才嚼着菜到水池边洗那双看上去并不太脏的手。
吃晚饭的时候妻子跟他谈了些今天单位里发生的事情。结婚这么多年来，过去的许多话题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无形中这类话题被保留并突现出来，好像一下子成了联结他们夫妻思想的纽带。李学荣在中学里教化学。她谈的多是学校里教师之间的勾心斗角，领导和领导狠狈为奸，教师和领导收受学生家长的礼品等等。听这些话梁增光感觉舒服，这舒服是一种以为他人皆醉惟我独醒的快感。梁增光默默地听着，点头，间或骂上一句。现在，李学荣正讲到教音乐的田老师脖子上带着的项链是“那个人”给的。她比划了一下，说有那么粗，她自己哪来那么多钱，她说。她往女儿碗里夹了一块鱼，给梁增光一块，然后挑了块小的放在自己碗里。梁增光问她是怎么知道的。李学荣说江老师亲眼看见的。有两个钱就臊包起来了，梁增光说。“有钱有什么不好？”女儿插了一句，又继续似听非听地吃饭。梁增光用眼睛示意妻子不要讲下去了。近来他们谈论这类事情时女儿常常插话，说些“那有什么”或者“妈妈什么都要管”之类的话，弄得他们十分尴尬。这种时候梁增光会突然感到孩子和大人的差距，会突然觉得自己和妻子的丑陋。妻子不再说什么了。饭桌上顿时安静了，他能够听见妻子和女儿吃饭时发出的吧唧吧唧的响声，感觉到自己腮帮子上那块肌肉一鼓一鼓的蠕动。家庭气氛变得这样沉闷本不是梁增光所渴求的，他知道自己甚至有点受不了这种无形的折磨，但他还是要制止妻子继续说下去。他觉得自己在保护女儿，保护天真、美好、纯洁。想到这些他心中升起一股热气，就好像自己突然做了一件高尚的事情似的。
就在女儿在厨房帮妈妈收拾洗涤碗筷的同时，梁增光到卧室里，打开了电视。他通常是从六点半开始看电视的，先看本地新闻，再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然后根据妻子李学荣的口味选看一些港台或大陆很热门的连续剧。这连续剧一般也是看不完的。一来是太长，太拖沓；二来是他们都习惯早睡，遇到不吸引人的情节，便连连打哈欠，只要一个人坚持不住，另一个也会跟着睡的。至于女儿梁茜，只有周末才能看。
梁增光为自己泡了一杯茶然后靠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听那位硬舌头的播音员报新闻。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梁增光沉浸在这声音中。几条会议新闻过后是两条经济新闻。梁增光睁开眼睛，看见电视画面上，有人在剪彩，是家商店开业。花篮放了一大片，把人都挤到了人行道的边上。接着的一条新闻来得很突然，画面先是晃动得很厉害，他听见硬舌头播音员说:“本台记者外出采访回来，路过红星路时，发现路边老体育场的进口处躺着一位受伤的老太太。”画面还在晃动，梁增光听见女儿咚咚咚地跑进来。画面里老太太还躺着，不过她已经不动了。“啧啧，好惨啊。”女儿说。妻子进来时，画面上正好是老太太头部的特写，伤口像是在头发下面，血已经不流了。从额部经过太阳穴，到下巴以及衣服上都结着血痂。这条新闻没有结尾。硬舌头播音员说，记者已把老太太送往附近的第二人民医院。“哪个医院，妈？”女儿急切地问。但是梁增光没听见妻子回答。妻子和女儿都站在电视机前，画面上已是另一条关于犯罪的新闻，她们还站着，直到天气预报开始，妻子才拉着女儿一同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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