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对灵魂的忧虑”，还是“对世界的忧虑”？
作者：陈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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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价值和意义正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在现代社会里，“资讯不足”的问题是面向所有人的，并非某一类人群（比如“普遍知识分子”）所特有。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那种认为我们的理性是万能的，它能够使我们“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实在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所以无论是专家还是非专家，都有可能出错。一个合理的、“好”的社会应当鼓励所有的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允许出错。这是一个社会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的前提条件。如果说一个人要想在某一问题上发言，他必须掌握所有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知识，并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那显然是“超过了一个人的心智能力”，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不敢说话，因此成为对于社会无所作为的局外人。
这正是当今处于学院空间内的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危险。即使不存在道德、人格和价值观上的自信受到挑战这样的问题，他们在今天也面临着另外一种困扰：即在和大多数公众利益切身相关的“普遍问题”上他们感到无能为力。这样的疑问也许是秘而不宣的：我为什么要在公共领域的“普遍问题”上说话？如果我感到有责任要说话，那么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有发言权吗？即使我相信自己有发言权，甚至相信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说的话又有人听吗？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我的意见在他人看来一定是缺乏权威性的，因此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最好还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吧！但是正如乔姆斯基批评美国越战政策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有时候“外行”的意见反而比某些专家的意见更正确。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有些问题被“专家”们人为地复杂化了（只有这样“专家”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因此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被决策者咨询的机会），其实并不需要具备特别专门的知识的人就可以在这样的问题上得出正确的判断；也可能是由于专家和体制的关系过于密切，他们的顾虑太多，所以无论是说出真相的勇气还是对问题的判断力都打了折扣（这说明社会在专家的培养、使用和晋升的机制上存在着问题）；也许是当局者迷，过于“专门化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使得他的思维能力甚至无法和那些外行的“闯入者”相比……但不论是哪种情况，这时候专家们听到“外行”们的意见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家不是自筑壁垒，有意地神化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权威”，不是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看作是不容他人插足的自留地，甚至把它神秘化和神化以获得个人利益，他是非常愿意听到“外行”们的意见的。
在我们所生活着的这个时代，这样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正在日渐加剧，即“普遍知识分子”越来越少，而专家则越来越多。大学为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藏身之所，但这并不是说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从公共领域当中隐退，躲进象牙塔内从事一种“纯粹学理”的研究。作为一名具有人文关怀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在那些关系着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你没有权利保持沉默。在学院的空间之内，你受到“合法性”和“规范化”的压力，但是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思想的活力——其实这种思想上的活力只能来自于对纷纭变幻的现实的关注，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密切关注，来自于一种永不停息的批判精神。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依德曾提醒我们要警惕一种“内化”（internalization），即习惯于逃避，不愿意在那些原则性的、重大的问题上发表意见（因为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引起争议），而是“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希望有朝一日能获得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如果这样的习惯已经“内化”为一个人的人格构成的一部分，那无异于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死亡。
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危险似乎萨依德并没有提及，那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对灵魂的忧虑”超过了“对世界的忧虑”。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自我批判意识特别强烈的那一类知识分子身上。而当他身处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纷纭变幻的外在世界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情况就更可能是如此了。“只要外部世界仍然是挫折感的源泉，他们就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健康是惟一值得关心的事。”(参看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8页）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可能是灵魂的健康。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态度仍然是一种逃避。
在今天，做一名知识分子是艰难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够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陈离，博士生，现居上海，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