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对灵魂的忧虑”，还是“对世界的忧虑”？
作者：陈 离
字体： 【大 中 小】
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做一名知识分子?——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并不是由萨依德第一次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群体,那么在其职业生涯的开始,他们就会向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正如萨依德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在今天,这个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同样悠久的问题却变得异常严峻和复杂起来。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他是一个自我意识特别强烈的个体，具有超出常人的敏感，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作为“社会的良心”立身行事，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两极虽有相通之处，但更多的时候是让他感到一种分裂的痛苦，正如鲁迅（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一生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必须按照“普遍的原则”行事，这种“普遍性”要求他必须超越集团、阶级，甚至民族的界限来思考问题，但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他又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利益群体，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历史阶段上，这个群体的利益总是和一名知识分子必须遵守的普遍原则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这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知识分子在他人看来总是“别扭”和不自在的根本原因。在一名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里，无论是和他的自我，还是和他所隶属的群体，都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冲突状态，内心的和谐不过是永恒的冲突过程中的“偶然的秩序紊乱”。
因此，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就必然会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考察一下这两方面的关系，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无法想象一个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人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人若是对人的局限性以及自身的弱点毫无意识，其必然的结果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自以为真理在握，忙于安排他人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雅各宾型”知识分子的失误正在于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危险，即一个知识分子由于过于自我怀疑，而最终导致“自信的内核”分崩离析，因此不敢在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点像是说出真理的“恶魔”。他的恐惧既可能是因为害怕权势而不敢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理（他对那真理是有确信的），也可能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职业、知识和才能不信任，甚至可能来自于一种根本的自我怀疑(比如对自己的价值观以及道德、人格理想的怀疑)。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平等意识的深入人心（这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正在日益瓦解。雅各宾型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的活动的不断挫折，也促使了知识分子的持续不停地“向内转”。自我批判意识的不断增强与社会批判意识的不断减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引人注目的特征。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但也许这仅仅只是一种理想，伟大如鲁迅者尚且无法抵达，何况平凡的我们。
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一书一度在中国的读书界风行一时。在这本书里，从卢梭到托尔斯泰到萨特，这些从启蒙时期一直到当代的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被作者送上了审判台。知识分子再也不被人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甚至也不被人看作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保罗·约翰逊的这部著作不过是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的进一步的表现。按照卡尔·曼海姆的看法，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是和现代社会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危机一同出现的。对于某些读者来说，《知识分子》一书所披露的一些事实也许是令人震惊的：比如像老托尔斯泰，过去在不少人心目中的形象近于半人半神，他永恒地追求道德完善，并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与所追求的道德理想的睽违而忏悔。而原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做秀”！这个“伟大的作家”、“道德家”不仅是个不诚实的人，而且生性放荡，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个暴君（这一幅过于漫画化的托尔斯泰的形象，确实就是《知识分子》一书对他的描述给读者所留下的印象）!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祛魅”，如果会让一些人感到幻灭的话，那也只说明他以往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正是有了昨天对托尔斯泰的神化，才有了今天对他的漫画化。不应该把一个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和他个人的私生活牵扯在一起，也许这是一个永远都必须遵循的原则。有人或许会说，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应当“从里到外”都是纯洁的。持这样的看法的人未免有点将人性看得过于简单了。在内心追求道德上的完善是一回事，在实际行为中所达到的效果又是一回事。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些“劣迹”而否认那些伟大的人物追求道德完善的内心真诚。
基于道德、人格和价值上的自信是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从事社会批判的出发点和前提。正是在这一方面，当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点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人们理所当然地把作家看作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全世界，所有严肃的作家都被人们视为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职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作家们所承担的。这正是造成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可惜好景不长，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1990年代的文学与1980年代进行一番比较，无法不让人慨叹不已！今日高呼个人主义万岁的正是那些在昨天时时将人道主义挂在嘴边的人们（在他们看来，似乎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两回事，或者根本就是一回事！）。“主义”和“理想”能够像脱去一件衣服似的轻易地换来换去，不是让人怀疑“主义”和“理想”的虚妄，就是让人们怀疑他们内心的真诚。倒是那些在1980年代曾经表现出蓬勃的创作活力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的作家，他们在1990年代的突然沉默，在让人敬重的同时，也同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将他们的突然沉默也看作是另一种言说的话，那他们的这种言说到底具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沉默是不能够用诸如新陈代谢和文化语境的变化来完全解释的。但无论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的“退隐”和消失意味着自觉地放弃了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造成这种变化的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个时候经历了一种内心的挫败，他们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了一种无奈和无力。这种挫败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因于19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我要说即使不发生那场政治风波，他们也注定会经历这样一种挫败，只不过发生的时间也许会往后推迟一些罢了。“对那不可说的，应当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这句偈语似的名言，仍然会成为他们的信条。
让人感到有必要追问的是，对于那些自动地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的作家们来说，到底什么是不可说的？它们为什么不可说？也许那些他们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与人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密切相关。他们具有超出常人的自我反思能力，因此对于人性的弱点和不足也就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他们看到了太多的真相，而这些真相差不多都是人类所无法忍受的。“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他们自觉地三缄其口。他们曾经以为是精神的制高点的地方突然在他们的脚底下塌陷了，而他们曾经据以进行社会批判的武器，不是暴露出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便是在纷纭变幻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并多少显得有些古老和陈腐。于是他们不得不从启蒙的立场上撤退，回到一己的空间里守护着那一方属于“自己的园地”——这多少有些让人想起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历史惊人的相似无法不让后来者感到一丝苍凉。对于那些于199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而言，“知识分子”无疑已成为一个贬义词。他（她）们争先恐后地否认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似乎这样的身份对于他（她）们而言是一种耻辱。对于他们来说，成功便是一切——而成功不过是作品畅销的别名。他们是自信的，因为他们从来也不会感到道德上的不安。说他们对于人的局限性毫无认识，这当然是低估了他们的文学才华，但既然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上的弱点和不足，那为此感到不安则实在是有点傻。如果说他们的一些文学前辈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个“自信的内核”，那么他们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致命的自负”。这样说似乎有些打击面过大，但这确实是当代文坛的普遍景观。一些严肃的写作者——对于他们来说，认同知识分子身份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只能作为罕见的例外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