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
作者：张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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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童贞女”，要么是“荡妇”的二元逻辑，作为一种性别政治的单方诉求，和宏观政治几乎是同质同构的关系。要么是“顺民”，要么是“刁民”的集权思维，在一个女性的主体欲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里，“公民意志”的文化基础也一定十分的薄弱。正如女性真相总是被“妻性”和“母性”面具所篡改一样，与“母爱—圣恩”话语相对应的则是“儿臣”心态，而“母亲”作为一个替代符码，是为了包装“男性帝王”的凛冽威权，慈爱和恩泽就成了一种最具欺骗性的统御招数。幽居山林，而心望朝廷的“男怨妇”和“政治弃儿”，他们的泪水浸湿了古典诗歌的纸张。
身体政治中的女性公民一直没有出场，婚姻只是让女人获得了生存资源的初步保证，为了长治久安，孩子就是一张预防婚灾的保险单，两性关系成了一种被社会学家所赋予的三角稳固模式。幸福是什么，我们常说是拥有，这是获取的结果，获取一堆伦理关系来证明自身的幸福。拥有是什么，就是彼此托管，彼此管制，正如每个个体把自身托付给组织，致命的归宿感，编织着身体的天罗地网。
而用身体造反的“荡妇”呢，男性作家只好通过笔墨意淫，在潜意识里迂回体验一番，但这种心理游戏千万不要降临在自己身边，他们害怕动乱，他们需要的是纯真和质朴，他们在话语光区中高声赞美着圣洁，避免给统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正如我们教育中对乖巧和温顺，对小绵羊的铸造一样，“奴性”人格成了我们的民族性。而女人的个体差异，女人的丰富，女人的深邃，女人的完整性在男性的话语标本中，成了被风干的文化木乃伊。当然和自己亲手炮制的木乃伊同床共枕是乏味而恐怖的，他们把自己的欲望进行了分类学的处理，道义和美德划拨给妻子和母亲，而色情则属于“荡妇”，“荡妇”也被一厢情愿地想象成无限敞开的身体。这只为男性色欲服务的容器，从来没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机会，当传统的分类学依然行之有效的时候，商业时代来临了。
在男权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双重视野中，女性身体作为文化符码，被高度形式化，成了一个空壳，任由各种文化无机物所填充。比如色情代码，商品代码，母性（道德伦理）代码，女人成了画布，在文化光谱中，在各种价值系统里被随意涂抹，变得似是而非，难以识别。
这个时候，男性书写中的荡妇形象正被女性书写所取代，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力之后，女人的身体被大众传媒改装成欲望符号，从而成为第四种资本。母性和妻性在商业市场中已经周转不灵，女性书写中的身体欲望一出场，女人一开口就被经济的功利之手所劫持，就是说一个刚刚萌芽的女性公民，在她试图表达身体的政治诉求的时候，就已经胎死腹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身体书写是一桩成功的交易，主体的能动性被市场效果一笔抹杀了，女人有口难辩。
交易行为让一切道德评判显得中立起来，因为政治、资本和话语这三种权力之间，也在做买卖，惟独这第四种资本，它不能实现自我掌控的能力，它的冲动依然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它成了整个社会权力软件程序中的黑客，它因漏洞而存在。如果说，女人的妻性和母性被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当作一种天然的法则而接受下来的话，那么女性欲望的主体性书写，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做技术上的质疑。在纯粹的性活动中，男人的强势何以体现，这类似于竞技和体能的比赛，女人们拥有绝对的裁判权。在完全依赖身体的最原始的角逐中，即是说在第一轮选举中，男人的普遍失利已经成为大面积的现实，那么一个自给自足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是在所难免的——这就是让男人们愤怒和恐慌的手淫。阴蒂快感正如社会公民的财富快感一样，打破了以往的单一的政治权力结构，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出现，让一个单极社会正在走向多元。
身体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使女性公民遭受着更多的非议和刁难，来自道德的批判尽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但女性书写的商业动机论铸造了身体的又一个囚笼，男权势力摇身一变，从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变成了商业道德的代言人。喧嚣于尘世的一个悖论就是：你在脱，不停地脱，有什么革命性，不是正在顺应男人们“看”的欲望吗？你依然是不择手段。当“做”变得艰难的时候，阅读者的“看”才劲头十足，在任何一次革命中，我们的“看客”从来都是蔚为壮观的。
是的，情感已完全失效，是因为我们曾经的情感被压抑和控制所利用，是臣服的助推器。妥协和懦弱被美化成情感和道义，在权力的核心地带，情感早已一文不值，我们的情感在屈原的《天问》中就已经燃烧殆尽了。
身体现场布满感知的词语，只有身体的原始力量，能戳穿这个布满谎言的世界。并且只能只有女人的身体书写才能战胜恐惧和胁迫，近来我们发现从卫慧到九丹到木子美，这一持续性的冒险都出自女性，这一现象，正如经济学家对工商业者的评判一样，在一个后集权社会，具有“破坏力平衡”的作用。而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合法性伤害”，比如封杀和谩骂，更让我们从反面看到了卫慧们的意义和价值。
当私人领域的身体政治，即权力结构，得到落实之后，我们才制造了“祖国—母亲”的话语。谁在忍辱负重，是谁将忍辱负重强加在我们头上，是谁赋予这种权力编码的正当性。而在高速运转的各类权力系统中，每个个体都成了忍辱负重的“母亲”，面临和女性身体的同样遭遇。
而和平年代的欲望出路，被女性书写从身体主张的层面，表达了一个女性公民的政治诉求。只有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问题解决了欲望的出路，我们才有可能从哲学和文学的层面，来思考自由伦理的困境，来体察人内心深处“终究意难平”的生命处境。
张念，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不咬人的女权主义》、《心理气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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