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
作者：张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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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流泪了……那一刻，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我的女朋友说，我感觉自己很伟大，我以为我会死，可我活过来了，这个世界又在我的耳边喧闹起来，我为自己而感动。那孩子呢，孩子仅仅是孩子，他在证明我的意志力。而出了产房，这个孤独地和疼痛与死亡作战的女人，她的个人意志从此消亡，孩子的天空笼罩大地，女作家杜拉斯说，女人任由孩子吃她，吞噬她，她的才干是在烹饪、道德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受难、牺牲或者含辛茹苦，统统落到了女人的头上，在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母亲的牌坊高高耸立，另一方面，文化积习在嘀咕说，这是本能。女人想，我是幸福的，我终于成了母亲。
在我们的传统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界定女人的价值序列：母性、妻性和女性。
母性第一，既然是本能，就会被文化所排斥。反过来，既然我们的文化编码系统一直在把母性作为一个高尚的符码，就足以说明母性是被修正的结果，因为本能对于文化来说，是一头难以驯服的怪兽。
“母性”本能有“生”与“养”的双重含义。生殖本能，有这回事吗？常常听到我的姐妹们说，要生孩子，我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你子宫的存在就是荒谬的。我有耳朵，可我不是音乐家，能说耳朵是荒谬的吗？“子宫说”听起来无可辩驳，是的，雌性动物统统都有生殖冲动，如果你把女人看成一头母牛，母性中的生殖冲动是成立的。而人的本能恰恰和动物性有一定区别，科学家已经发现，包括性快感，除了海豚，所有的动物是没有性快感的，人必须为自己这一造物优惠付出代价，男人必须辛苦劳作，女人得受生育之苦，《圣经·创世说》里是这样解释的。而我们的现实是，女人也开始辛苦劳作，那么上帝安排的世界秩序就必然倾斜了。
生产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女性的伟大就在这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结论。而女人自己呢，正如我的女朋友，她的确为自己而感动，这是个人意识，这和生殖本能无关，在产房的那一刻，她依然是独立的。而孕育过程就复杂多了，女人为什么呕吐，她的身体信号在本能地抵制另一种“本能”。女诗人娃娃在谈孕育经验的诗歌《寄生》中写道：“一个妙趣横生的女人，忽然/……被自己的身体囚禁/甚至失去感冒和哭泣的权利”，女人身体的禁区从此蔓延，你是“母亲”，你的欲望，你的个性，你的一切的一切，必须收敛，“你越来越像人/而我越来越像动物”，这些秘密的女性经验被大面积地忽略，是为了去维持一个“母亲偶像”的神话。于是，“不费一兵一卒，你殖民了我”。
女性身体的内在差异被“母性文化”封锁，“生还是不生”，应该是身体性情的选择，如果有本能，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本能。更何况，科技将改变生殖的含义，新的伦理秩序尽管使我们不安，但既有的秩序不也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吗？既得的文化编码系统消化吞噬了这种差异性。而真正的女性经验处于我们的文化盲区，女人的身体信息，信息中的疼痛冷暖，成为边缘话语，成为没有日照和光线的蛮荒地带。
一个母亲，必然是全家所有人的母亲，是丈夫和孩子共同的母亲。
养育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把女人塑造成受虐狂，更耐人寻味的是，对母性引吭高歌的基本都是男性，翻翻中国文学史就知道了。而女作家对母性的称颂则比较少见，冰心常谈母爱，可她的母爱含义是基于普遍的人性而言，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是爱国思想的引发点。因为只有女人更清楚母性对她们意味着什么，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母性符码是对女人精神的劫持，女人必须依托和孩子的关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而这样的幻觉一直延续她的一生，于是孩子被比喻成风筝，我们自我安慰说，那线在我手里呢。于是，女作家们笔下更多的是“恶母”形象，张爱玲的“曹七巧”，是令我们毛骨悚然的。这是一种话语策略，是对自身焦虑处境的一种展示。没有谁敢说出真相，母亲的一生是分泌失望的过程，失望膨胀后，母权就会异化成一种钳制力量，这是身体政治的表现。比如女作家陈染小说中的母爱，关心和监控，照顾和入侵的界限变得模糊，个体被个体所缠绕倾轧。身体政治在国家话语中，曾一度被表述成某种优越性，比如对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的制度性关爱——住房、医疗、及福利待遇，而工作单位成了我们必须依附的大家庭，人的生存资源被绝对地空间化和集中化，迁徙和选择的权利丧失后，自由成了没有出路的悬崖峭壁。
“恶母”是母权的扭曲形态，也是某种权力转基因的结果。正如“曹七巧”，一个被“夫权”压得变了形的女人，反弹后的直接受力者就是她的儿女们，受虐和施虐互为因果，权力秩序就这样潜伏在道德伦理的架构中，被刻录在文化遗传密码的识读磁条上，压抑与囚禁被解读成良心和美德，施虐者无形中获得了占尽天理的特权，政治的伦理面纱看上去是那么的温情脉脉，“大家”与“小家”，“忠”与“孝”布下了我们处境中的连环套，无休止的恩怨纠葛，使得生命陷入难以自拔的迷阵和泥潭之中，怨恨成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这是权利失衡的结果，既深深伤害了女人，同时也困扰着男人。想着有个女人在为自己无条件的含辛茹苦，内心的惶恐和不安怎么补救，好，精神嘉奖，全社会，注意，这是男权文化中心的社会，就把“母性”推向神坛，成了他们良心祭坛上的圣品。而母性话语中的主奴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变，作为“祭品”的母性，反而强化了“男性神”的感觉，因为只有在宗教激情中，人才可能对“神”百依百顺。这样男女关系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被改装成了人—神关系。
神圣“母性”的伪宗教情绪，把女人想象成奉献慈恩的发光体，而这个来历不明的发光体，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死亡，或者说死亡意象构成了“母亲”处境的全部，这是献祭的必然结果。祭品的本质是“物”，她不能发声，外在的光晕和内部的漆黑形成尖锐对比。但献祭本身充满了诱惑，这让“母性”本能带有主动的意味，挟裹着被毁灭的死亡冲动，女人才能在她严重失语的公共领域之外，找到自我的满足感。但女人的这一“献身”行动，并没有升格为宗教意义上的“受难”，而被表述为日常经验层面的“受苦”。“受苦”是女性世界的祖传絮语，顺着祖母—母亲—女儿这条传播链的方向，我们以为命运的魔爪在所有女人的头上缓缓张开。母性文化的符码泡制配方就是生养—本能，受苦—命运，在社会历史的尘土中，本来就被掩埋的女性话语声带，被再度配置上一套文化符码的锁扣，让女人在不知不觉中乖乖就范，这样，就可以息事宁人了。
如果说妻性是对女性欲望的首次剥夺，那么母性则变本加厉地，把女性的城池抢掠一空。这座荒芜之城又被男权文化改造成“家园”和“故土”的形象，一个被钉死在文化地形图上的地理位置，为“游子们”的莫名愁绪，提供一个抒情载体。女人被空间化，地点化，她是千年古宅，被纷乱的脚印践踏。女性的时间纬度被取消，在我们的文化积习中，在男性激情的视野里，女人—妻子—母亲是一种性魅力逐渐暗淡的过程，在男人那里，时间意味着积聚和丰富，而对于女人则意味着耗散和枯竭。“少女情结”把女人的美质简化成“十六花季”，相应地是男性性心理也普遍低龄化，正如他们所迷醉的“娇嫩”，让最有时间感的男人陷入无可救药的性苦闷之中。这样，对女性生命期的任意宰割，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男人，因为他们不懂得欣赏女性生命春华秋实的自然节律，他们被一厢情愿的“娇嫩”幻想彻底阉割。
这样，妻子总是松弛的，母亲总是苍老的，而女人呢，成了大自然，多么可笑的比喻。女性话语被母性话语所覆盖，作为单独的女人，这个个体，在我们文化中总是可疑的和不幸的。单独所蕴涵的完整，变得匪夷所思，要么是“童贞女”，要么是“荡妇”，男人在情欲单行道上迷失了方向，这两个不能兼容的路标，撕扯着他们的激情。当男性话语把女性形象弄得七零八落的同时，他们把自己也逼疯了，是的，那个文化阁楼上的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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