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农村永存
作者：罗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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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来自于前苏联作家阿勃拉莫夫。十余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几乎认为它是一句废话，没有散布在高山平原上勤耕苦作的农民，没有从田边连向地头、从炊烟连向炊烟的村寨，人类将何以为食？农村如此重要，永存就势所必然。——但是，现在我读这句话，却看到了作家超越时代的眼光，体会到了那种近乎于泣血的呐喊。
农村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慢慢地消失了。
我的老家位于四川东北部，与重庆、湖北、陕西三省（市）交界，那里有一条河，名叫清溪河；有一座山，名叫老君山。听一听清溪河这个名字，就能想像出她的姿容，秀气，温婉，明澈，从遥远的地方流来，依照山体，蜿蜒而去，一直延伸到苍茫的天尽头。站在河边看水，水被自己的力量所鼓荡，轻拍两岸，发出吟唱似的声响，水光幽蓝，婴儿的目光似的，因为纯净而宽阔，深远；举目远望，河水却像悬浮的飘带，白得发亮，犹如另一面宁静的天空。终年四季，河沿鲜花盛开，浅草平铺，悠闲放牧的黄牛，和那些灰色野兔（梭罗认为，它们是大地上最古老的居民）一道，怀着感恩的心情在草滩上进食，如果有人经过，野兔警觉地竖起耳朵，牛则含羞带愧地停下来，望着人影远去之后，才继续向土地和草朵喷吐它们热辣辣的气息；草滩上响起牛和野兔弄出的滋润饱满的声音，这些声音与河面上水鸟的鸣叫一起，形成祥和欢乐的合唱。老君山海拔千余米，从山脚到山顶，除了自然生长的植物，就是带状梯田里的庄稼。春天，大山苏醒，绿色自下而上徐徐呈现，仿佛绿色在长高；事实上，这种苏醒的过程很难说有什么时间概念，如盐溶于水，无声无息，却在不经意间浸透了大山的血脉，绿色的血脉。夏天，绿色便成为山里惟一的主题，庄稼和树木绿了，土地绿了，山羊的嘴绿了，连太阳照在叶片上的闪光、鸟的鸣唱和女人的笑声也是绿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农人们把谷粒搬进粮仓，只留下褐色的草垛，立在田野上，像佩戴在土地肩头的徽章。冬天就休耕了，雪花飘落，大地沉睡，生活在静默中从容地延续……
我一直把我的故乡当成中国山地农村的典型，虽然地处几省市交界处，但商贸一点也不发达，离最近的集镇，也有十余华里，农人们遵从祖先的习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虽然有了钟表，有了电视，但他们信赖的还是鸡啼。我觉得，我的故乡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一个梦；我甚至认为，即使全中国的角角落落都变成了城市，我的故乡也会以农村的面貌呈现世人，成为中国农村的绝唱。
这想法没有多久就被粉碎。信息早就透露出来——首先是鸡啼再也不准时了。千百年来，雄鸡就是乡间的更夫，农人从它们的啼鸣声中掌握时序，用它们啼叫的遍数来规范自己的作息，并以此作为衡量勤劳和怠惰的标准，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它们再也闻不到露珠的气息，再也把握不住夜晚的深度，不到子夜，就可以打鸣三次。我父亲就不止一次吃过亏，听到鸡叫三遍，立即起床煮猪食。按他数十年的经验，猪食煮好，天就蒙蒙亮了，就可以扛着锄头铁锹下地去，但现在已经不行，如果天上没有月亮，外面就一团漆黑，父亲只好又上床睡觉，往往睡一觉醒来，天还没亮；不过这算幸运的，如果有月亮，父亲就把月光当成了晨光，下地之后，往往翻了一大片旱地，才发现天色不是越来越明而是越来越暗了。
再就是以侵略的姿态深入山野的乡间音乐。在我的观念中，乡间音乐只应该属于天籁，此外的一切，都是破坏。牛哞，羊鸣，鸡啼，恶狗厮斗，飞禽启翅，走兽低嗥，包括小儿的哭叫，妇人的对骂，都属于天籁的范畴，当然更不必说风走林梢，枯叶委地，泥土叹息……这种音乐，只与大地有关，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长和湮灭。可近些年来，已经很难听到这种声音，至少因为不够纯粹而使其丧失了本质。我是听着天籁长大的，灵魂里只熟悉纯朴的言语，我一年一次或者一年数次回家，一是看望老父亲，二是享受兄弟姐妹间的亲情，第三就是想听听天籁。但我已经听不到了：有人将自家的高音喇叭挂在门前的核桃树上，整个白天，都播放着时下流行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城里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它们本身就是城市的居民，伴随着我们浮躁而平庸的生活，可在乡间听来，却别扭得让人发慌；在城里，那些吟唱虚假爱情的歌曲是很时髦的，在乡间却土得掉渣。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反差。好几年来，每当我回到故乡，就情不自禁地思考这种反差的成因。我觉得惟一的解释是因为它破坏了天籁。天籁才是最高级的音乐，它永远流行，因为它是我们血脉搏动的声音。
当这些前奏演绎完毕，故乡就从农村的行列中悄然退出。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人们在老君山脚开阔的河湾上发现了“惊世骇俗”的古巴人遗址，从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时期数量巨大的古文物和墓葬看来，这里曾是巴人聚居地，或者说是古巴国的都城。在中华民族史上，巴人是一个神秘的部落，他们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不知所终，只从《尚书》、《华阳国志》、《史记》等书上知道他们是一支活跃在川岩峡谷间的浪漫精灵，知道他们流动疏阔崇武好战的个性。（《史记》说，汉王伐楚，以巴人为前驱。足见其勇；《华阳国志》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打败强劲的敌人，足见其浪漫。）这次发掘之前，通常认为巴人消失在三峡地区，现在有了新说，因此才“惊世骇俗”；应该讲，这对我们研究一个种族或者部落的历史是件好事（重庆人早就认定自己是巴人的后裔，成都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做蜀人的后裔，也说自己是巴人的后裔），但我们往往习惯于偏离事物的本质，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无限制的开采。当古巴人遗址发掘的进展被中台电视台和全国众多媒体广为宣传之后，有人马上想到以此赚钱，于是，树木伐倒，良田毁弃，野外的动物或杀或逐，以各种名目修建起来的高高低低的房屋沿河绵延，与十余里外的集镇连成一体。于是，我心目中典型的山地农村变成了“文化旅游区”，由此，我的故乡也变成了城镇，虽然仅仅是城镇，一招一式却都有了城市的做派，超市有了，夜总会有了，保龄球馆有了，网球场有了。住在山脚的农人，因土地被征用，都变成了“居民”，成了城镇里的小商小贩；住在山腰的农人，种谷物的几乎没有，少数人家种蔬菜卖，多数人家在田地上盖了简易砖房，开成“半坡旅店”，让那些从远处来旅游的人上山来找乐子；就连与太阳离得最近的山巅上的人，也无心农事了。——故乡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前暖洋洋乐融融的生机，没有了以前的纯朴和厚道。
2000年夏天，因多种缘由，我举家迁往成都，住址选在成都西郊，这里靠近乡野，出门走十来分钟，就进入广阔的田野。成都与我的故乡不同，成都一马平川，万里沃野，一旦进入庄稼地，就被庄稼地融化了，仿佛一滴水融入河流或海洋。我们不知道天有多大，但在我的观念中，成都的沃野就如天空一样辽阔。风起处，庄稼倒伏，墨绿色的波浪摇曳至无边无际的远方，就像一片浮起来的土地。每隔一段时间，飞机就从头顶飞过——在平原上，飞机总是飞得很低，洁白的机翼在太阳下闪着微光，轰隆隆的声音你不觉得是噪音，而是外面的世界给田野带来的另一种信息，讲述的另一种生活；它不会打扰田野本身的镇定。农人的住舍散布在庄稼和松柏竹林丛中，几乎是清一色的白房子，然而不走进翠绿的围墙，你却发现不了它们，那种不事张扬泰然自若的安适，蕴含着一种令人怀想和感动的因素。田野里的动物，与人类和平共处，一同享受着大地给予他们的馈赠。
平原上的河都是由都江堰引领过来的岷江之水形成的，既不阔大，更不浩荡，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向前方伸展的态势，你完全可以将其当成处女般静谧的湖。河水从农田中穿过，滋养着这一方土地，以柔韧之躯，托起一个“粟富粮多，众民殷实”的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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