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

作者：刘小新　郑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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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正平对于“文本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主张把文本分析相对限制在文学领域，不必涉入非文学的社会和文化文本。他认为目前文学批评中所做的“文本分析”，大多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中国学界至今未能建立一个科学的汉语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处于非常尴尬苍白的境地”，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界对西方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缺少透彻理解，因此“是不可能得出多少有价值的成果的”。单正平把文本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归于语言学以及中西的二元化处理，引起与会者的反弹。讨论之中，以下这些观点毋宁说是单正平诱导出来的：现今，话语修辞分析对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重要性有可能远远超过语法分析。“文化语法”概念的出场似乎提示了文学批评超越语言学、语法学的一种趋势。某种意义上，传统的“科学的语法体系”有否可能反而成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某种障碍？
　　来自香港的黄子平和许子东对文本分析提出了另外一些的看法。许子东认为，如果将关注文化符号甚至整个社会都作为“文本”来分析，那么文本分析就是社会批评。当然，“社会文本”的概念早已有之，问题是当前的文学批评是否应该“越界”？这是当前一个分歧所在。如果严格地回到文学文本，什么样的文本分析就是社会批评？“只要文本分析具有学术价值，最终还是会对当时及后来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发展产生影响”的看法难以解释清楚这一问题。黄子平将鲁迅与萨依德并置（为什么是萨依德，不是阿多诺？或者其他人？），引入萨依德来讨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富有深意。在这方面，萨依德提供了某种典范。发现文本的在世性并反省批评的位置对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确十分重要。在结构主义的去主体化/主体移心与批评家主体的发言位置之间似应有着可以进一步展开的讨论空间。
　　罗岗的论文《“视觉互文”与身体想象》不仅是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结合的尝试，而且在理论方法上有新的探索。论文对丁玲的小说《梦珂》的细读，对“看”与“被看”中的性别建构作了新的发挥。他认为，视觉文化的现代发展，已经使“技术化视觉”成为人们认识和建构世界的必需条件，因此，如何处理文本中“视觉形式”与“文字形式”的相互渗透所形成的“视觉互文”，就成为文本分析的重要课题。罗岗的论文实际上也正是从“视觉互文”的角度讨论性别建构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他的“细读”因此也显示了另一种文本分析的潜力，同时，从“技术化观视”进入文本分析，还有利于发现并认识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后五四”写作中出现的新元素。的确，有价值的文本分析需要某种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框架。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结合，看来还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多做探索，从各种当代理论资源中求索有益的东西，为摸索、形成新的批评体系作不懈的努力。
　　会议的其他论文也显示了分析方法的多样，旷新年从后殖民批评解读《上海宝贝》，董之林细腻分析毕飞宇小说中“身上的鬼”与“日常的梦”，敬文东阐释《花腔》的“历史的花腔化”, 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洪子诚对《暗示》产生的诸多“困惑”等等，都提供了“文本分析”的多种可能与存在的问题。
　　第三，文化研究、科学主义与社会批评。
　　蔡翔的《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从流行的观点——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出发，分析上海两种记忆的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由于是有意做跨学科的研究，蔡翔的论文实际上涉及当前理论研究三个热门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不但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也试图打通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视野。贺桂梅的《以父/家/国重写当代史》和徐葆耕的《游走于主流话语与社会真实之间》都是对通俗电视剧的文本分析。贺桂梅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父/家/国的转换中，发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及隐含其中的性别逻辑和父权逻辑，并且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析，指出《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达成的一种新的协商或共享的模式”，家庭、民族国家不仅被成功赋予与新秩序相合的合法性，而且“由此革命激情成功地转移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乐于接纳的性爱观看”。徐葆耕则尝试借用萨依德的“对位解读法”，在通俗文本与社会真实之间揭示出某些被遮蔽的东西。今天，电视媒介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建构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已经有目共睹，电视媒介文本的批评的重要性可说日益重要，特别是如何以分析批评来揭示商业化包装对此类文本中意识形态的遮蔽，显得更为急迫。徐葆耕和贺桂梅的论文表明，通过对电视文本的“细读”达到社会批评有着巨大的潜力。
　　当代理论的一些最新发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分析等，无论对文本分析，还是社会批评，无疑在方法上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究竟如何对待这些可能性，还是存在许多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例如罗岗和贺桂梅的论文分别对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这一命题做了回应。但是，他们的问题关注，基本上是文化政治层面，如对男权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叙事中进行性别建构。这当然是很大的“问题”，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却都是在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等领域得到反复讨论的“老问题”。与会一些学者就此提出疑问：这是否是我们此次会议所关切的社会问题？如果“挪用”外语文化研究对文化政治层面的关注，怎样才能适合中国国情？有没有可能以这样精细的分析方式提出更新的、也更迫切的社会问题?
　　“没有文本分析的文化研究是伪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应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这显然已达成共识。蔡翔等人的个案研究中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与会学者共同认为，批评界要十分警惕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庸俗社会学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提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技术化、操作化甚至复制化问题，防止批评逐渐演变成学院体制内的知识生产。从1980年代出现“批评的学者化”呼吁，到1990年代文学批评被彻底纳入学院的知识生产体系，批评的学术化显然已成主流。今天，这一转换的正面与负面已经到了重新检讨的时候。这也是中西方文学批评共同面临的现实状况。在《文学批评的后现代世界中的作用》中，保罗·鲍威曾经声称：把“严肃知识”当作“理论”并退缩进半雇佣的“学者身份”，回避大众和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现状，这是文学批评事业中极为痛苦的现实。
　　第四，抒情诗的社会学批评如何可能？
　　耿占春和姜涛提供了两篇抒情型文本分析的论文。前者讨论的对象是著名诗人昌耀，其分析试图走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海德格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争论；后者从西川《致敬》的“混杂”语言出发探讨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的确，如何对文学性纯粹的诗歌文本进行社会学批评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在海口会议的讨论中形成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偏好于选择一些通俗作品或有问题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而往往对好的作品、复杂的文本、经典文本无从下手？如果文学性成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障（下转第69页）（上接第63页）碍，是谁之过？必须承认，这个问题上，作家往往比批评家更为敏感。韩少功在他一系列风趣俏皮的插话之中毫不含糊地质疑：文学性真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环节吗？
　　第五，批评家的“身份”问题。
　　黄子平的论文中引用萨依德关于自我身份（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学者）的三重性及由此引发的学术视角的独特性的论述，强调“身份”对于学者或批评家的影响。扩而言之，民族/阶级/社会地位的不同及重叠也会对批评家的批评视角或观念产生影响。从1980年代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批评家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了文坛的批评状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由于上述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会议可能成为一个开端——一个继续思想的开端。
　　
　　刘小新，学者，现居福州，曾发表论文若干。
　　郑国庆，博士生，现居福州，曾发表论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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