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
作者：刘小新 郑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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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文学批评已经意味深长地划上一个句号，但许多现象仍然值得人们长久地思考和反省。沸沸扬扬的“贝拉事件”不过是被偶然打碎的一个窗口，人们从中开始看到文学批评怎样赤裸裸地臣服于商业利益（而商业化批评又没有建立相应的信用规则与制约机制），文学批评的社会公信力面临极大挑战——清华大学一位文学青年看了某些批评家的表演后宣告从此“不再碰文学那玩意了”，每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听到这类声音，都应该羞愧难当。另一方面，始于1990年代的批评专业化发展，已经使批评纳入学院体制，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学科建制，正在迅速地削弱文学批评解释历史和社会，以及介入、批判社会的能力。批评正在演变为中性公允的“学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批评家也正在被改造为技术化的专门家。人们视为“公共论坛的大宗产品”的文学批评不再发挥其公共论坛功能。
当然，2003年也有许多迹象显示出，批评界一些有识之士在试图改变文学批评衰落的状况。《批评撇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这是南帆先生一篇短文的标题，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南方文坛》则专题研讨“批评何为?”与“批评为谁负责?”等议题，非议文学批评的不介入现象，认为“形式主义批评已经穷途末路”，并且正在与市场意识形态调情苟合。
这种努力在最近又有了一次表达的机会：2003年11月28日至30日，由清华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海南省作家协会、《天涯》杂志社、《视界》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研讨会在海口召开。洪子诚、李陀、徐葆耕、南帆、蓝棣之、黄子平、许子东、蔡翔、董之林、耿占春、单正平、毕光明等资深作家学者，以及罗岗、倪文尖、旷新年、贺桂梅、姜涛、敬文东、杨斌华、刘小新、郑国庆、周立民等青年批评家聚集一堂，共同就“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韩少功、蒋子丹、孔见、李少君等作家也与会发言。某种意义上，这场讨论延续和扩展了2001年由《上海文学》发起的关于“纯文学”的小型论争。虽然那是一个远未充分展开的讨论，但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已经形成、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又起了重要作用的“纯文学”理念再一次被质疑，被考察。李陀在论争中重新提出“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的呼吁，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味，很大程度上，这一命题的提出和人们的广泛呼应，可以看作是19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的继续。一方面，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人文知识分子不满于自我的“边缘化”，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责任不断提出诘问和讨论；另一方面，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市场化正改变、改造各个文化领域，使其迅速商业化的形势下，人们不再拥有1980年代那种明确的批判目标，也不再有超越现实的更高的人文关怀，文学和文论都失去了方向。因而，“纯文学”的反思，“干预生活”概念的重新出场，应该看作是对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重新定位。当然，至少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治疗方案多少有些含糊不清。何谓“文学独有的方式”？如何“干预”？“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可能？”诸如此类的重要命题，都还没有得到必须且充分的批评、讨论，给理论批评界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作为文学生产重要环节，文学批评对这样重大的立场、姿态和位置调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今天，批评家不能不重新追问“批评何为？”以及“批评如何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呼吁文学批评重新有效地介入当前的文学现实与审美经验，介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语境，寻找文学批评有效介入的方式就成了海南会议的核心主题。“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并置，显示出会议发起者的良苦用心：批评家该如何评价近些年在文学批评中对“文本分析”的强调？文学批评又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并进而重构其公共论坛功能？文学批评是否可能寻找某种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同时又避免重蹈庸俗社会学的覆辙，这无疑是海口会议企图、期待、尝试解决的重要命题。
海口会议提供了十八篇论文（包括发言提纲或论文提要），大体可分为理念阐释与个案分析两种类型。由于批评家视野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与会者对会议主旨的不同理解，会议论文并没有形成鲜明的思想焦点，多少有些遗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的效果。但是，会议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及交锋辩论却打开了可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获得了积极的成果。
第一，作家身份的历史性改变与文本形态分析。
李陀以陈丹燕的长篇小说《慢船去中国》为讨论个案，提出了“物”在小说叙述中的新功能与中产阶级写作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中产阶级”是社会学依据收入标准的一个社会分层概念，而美学意识形态上的“中产阶级趣味”往往是一个批判性概念，他们“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这个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阶级还得浑浑噩噩地当一阵‘政治后卫’”（C·赖特·米瓦斯语）。李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许多有趣而重要的问题：中国中产阶级写作崛起的历史条件；中国中产阶级写作独特的历史形态；消费社会与中产阶级的拜物教以及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关系等等。他还进一步提出：在今日中国，崛起中的中产阶级试图通过写作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建构属于他们的价值体系。因此，“把中产阶级写作当作一个批评和理论范畴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这一命题迄今还没有进入批评家的视域。人们对“中产阶级写作”或是漠然，或是褒扬，更没有就此作理论探讨，或理论交锋。当然，人们可能产生某种疑问：李陀从陈丹燕的恋物主义文本分析抵达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会不会走得太快了些？“拜物教”只出现在消费社会吗？“恋物”是否只是中产阶级的专利？如果民工也“恋物”，那么如何从“恋物”文本推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李陀先生回应了这些质疑——指出中产阶级如何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下层群体，但是，仍然可能有某些复杂的中间环节被置于视野之外。
南帆的论文《隐蔽的转移》同样涉及作家身份的历史性改变与文本形态的关系，但关切的中心是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转化中所发生的认同政治问题。他的论文以“知识分子、大众、革命（政治）与文学”的结构关系及其变迁作为研究框架，从叙事、修辞等层面对张贤亮的写作所构成的一系列文本（包括作家近几年的写作中的非文学文本）进行追踪式的考察和比较、分析，从而钩沉出发生在这些文本内部的一种“隐蔽的转移”：“大众”在《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中突然消失，而后又在《青春期》中以另一种角色出场。在其前半生时期是“恩人”的农民，在“企业家”张贤亮那里，已经成为一个讨厌的素质低下的群体。这“转移”过程是“隐蔽”的，但文本中种种历史的矛盾、情节的突兀与不同片断迥异的叙述与修辞策略，恰恰都是这种转移的踪迹和证据。这种转移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有可能临近一个转折点，他们正在从“大众之中脱颖而出”，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特殊的地位。由此，南帆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今天知识界是否应该对身份的历史性进行反思？这篇论文是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结合起来的一个应当肯定的尝试。
第二，理论与方法。
文本分析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即是“细读”。陈思和、倪文尖等人各自在不同的意义上强调“细读”，另一些学者则巧妙地提出了“细读”与“粗读”、“轻读”与“重读”的细致区分。问题在于，文学批评如何“细读”才能抵达社会批评？“细读”式的社会批评在什么情况下也可能沦为社会偏见下的某种深文周纳？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本次会议的又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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