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人：母亲说的故事（散文·外一篇）
作者：符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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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仔
母亲很瘦小，小时候更显小，但小巧玲珑，在家是老三。外公叫她三妹，因为聪明伶俐活泼，很得外公疼爱。一日，天下着大雨，外公带母亲冒雨逃日本军，逃到一条河边，河里发大水，外公携着母亲及几姐妹过河。母亲一不小心被水冲散了，在河水里沉浮，外公急坏了，大声呼叫救命：“快救人啊，快救我家三妹啊！坏了，我家三妹要被淹死了。”恰好，这时有一个在村里打长工的男人赶过来。他是从附近的定安县过来打工的，人干瘦干瘦，但很精悍。定安县是海南岛的内陆县，很穷。很多男人到附近的文昌、琼海等沿海县打工，文昌、琼海的人瞧不起定安人，常把这些人叫作“定安仔”。定安仔问外公，人在哪？外公顺着水流方向指去，母亲正被水冲到一根树枝旁，被横在河面的树枝卡住了，定安仔游过去，抓住了母亲，顺着树枝把母亲抱上岸来，外公千恩万谢，但穷人家也没什么答谢，定安仔领几句好话便走了。
一年后，妈跟村里的小伙伴们到山里勾竹笋以充饭菜，走到一堆山竹丛边，看到一座新坟，妈问同伴们是谁的新坟呀，有位小伙伴告诉她是村里打长工的定安仔的，妈听了，就哭起来，问他怎么死了，那小伙伴说：是病死的，病了几天，没钱看病，就死了，村里人用草席卷了，埋在这里。妈扑通就跪下来，对着坟痛哭……
我记得是我懂事后，妈就对我讲起这个故事。她八十多岁了，住到我这里，我陪她聊天的时候，她也时不时的叨起这个故事。今年她九十寿辰，我们为她祝寿，她坐在椅子上，叹她的命长时，又叨起这个“定安仔”，这个故事我差不多听了五十年……
地主
村里有个地主，名叫世轩。听妈说，人很吝啬，也有心计。我家很穷，常借他的债，一年到头，全家人怎么辛劳，也还不完债。大年三十，祖父、我爸、妈、叔叔、婶婶跟我哥，一家人才买了半斤猪肉过年。晚上，全家正吃团圆饭，世轩就拄着手杖上门催债了，祖父很难过，一意央求宽个时限。世轩用手杖指着饭桌上的几块猪肉，咧口骂道：“有钱买肉，没钱还债，我让你们吃！”就把猪肉撩到地上……第二年，我爸赌气借钱乘船逃去马来西亚，在那里种薯种菜，开咖啡铺，攒了钱寄回家还债。一年还完了。第二年，世轩又翻出一本债簿来，妈不识字，又只好还……因而，妈很气世轩，骂他“吃人”。
土改时，村里斗世轩，大概是他积怨多吧，斗他斗得很狠，最狠的一招，是用绳子缚住他的脚脖子，把他倒吊起来，绳子从一棵大树的横枝上通过，一头抓在几个人的手里，这几个人用力把绳子一拉，他就被吊到半空，脚朝上，头朝下，两个脚脖子承受了全身的重量，而且他很胖，脚脖子肯定像要断裂那样剧痛。他朝着地面的脸部滴着汗、冒着油，口里哇哇地叫；那几个人的绳子一松，他又从半空掉下来，头撞在地上。这样一拉一松，几十个来回，人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斗他的地点在村里大祠堂门前的庭院上。
妈当时已当了当地的党支部书记。但她一见到人家这么斗世轩，心里很不好受，“怎么能这样斗人家呢？”妈有点胆怯地问那些土改工作队，有一个队员把她悄悄拉到一旁，说：“你别这么说，人家听到了，会说你同情地主，把你也斗了。”
妈悄悄躲到一旁，暗暗抹抹眼泪，不敢再看，就走开了。
妈聊起这件事，总是唉叹：人家怎么坏，也不能这样“下生刑”啊！
我问妈：“世轩后来怎么样？”妈黯然地说：“斗了以后，回家就病死了。唉！”
地主老婆
世轩被评定为地主，经过斗争病死了。世轩的全部财产通通没收。土改工作队拟将世轩全家发配到另一个小山村居住。世轩的老婆可急了，怎么挨斗也愿意继续住在现在的村里。因为我们这村子大（我家在这大村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历代讲究文明、出人才，清朝还出过进士，田地也肥沃，收成较好。总之，较适合生活，那个小村是历代穷村，不要说没出人才，就是田地都很瘦脊、不好耕作，填饱肚子都难。她半夜三更摸黑到了我家来，求我妈说：“玉仙大嫂呀，咱家做歹做恶，政府怎样罚就怎样罚了。咱们也服了，但求玉仙嫂帮咱家做个主，不要把咱家迁到那个村子就好了。”
妈说：“你家房屋要没收了，你们不搬，在哪住呀？”
她说：“就求政府把咱那猪寮给咱家，咱家收拾住下也好了。”
妈“唉”一声，回答说：“那你就别张扬出去，待我好好跟土改队说，定了再告诉你，你张扬出去了，那些积极分子出来反对，我就不好办了。”
她连连叩头说：“听玉仙大嫂的，咱家就靠你了。”
妈果然去跟土改队长说了。妈是村里名望高的革命堡垒户，被日本人抓去坐了半年牢，不损失一位同志，还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也许就因此吧，土改队居然接受了妈的建议，让世轩家不要搬了。
世轩的老婆及儿子、媳妇，就在这个猪舍里住了下来。他的儿子是高中毕业生，不久被政府招去教书了，书教得很好，他的两个孙子，“文革”前也读了高中，当然没大学上，但“文革”后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一个教书，一个在政府部门当干部。他们都在老屋周围建起了新屋，当然是早已搬出那猪舍子。
基椿叔
我们村子附近，有个墟集，叫长坡墟，村里人赶集，都到这里。妈那时为山里的共产党游击队送情报，常常到长坡墟跟人家接头。接头地点，在一间咖啡铺里。
咖啡铺的主人姓谭，什么名妈没说过，主人的儿子叫基椿，中等结实的身材，一脸温和，比妈小一些岁数，我们管他叫叔。妈跟他们家三来两往，老熟了，亲热了，常在铺里帮工，妈脚勤手快，店主人对妈很好。妈也因此挣些钱米回家糊口。
一天，妈把人家写在小纸条上的情报藏在发结里，就到长坡墟来，那天是给日本人修公路，本来约定在修路时交情报，还未交，日本人就把妈抓去了。日本的军营也在长坡墟上，十几间平房围着一座高高的炮楼（解放后，政府把它改为学校，我的小学也是在这里面上的）。妈进了里面，被强逼俯跪在地上，日本人用木棒打妈的脊背，要妈招认替共产党做事，妈什么都没说，只是哭，边哭边用手把头发抓散，顺手把写情报的小纸条抓在手里，在抹眼泪、擦鼻涕的瞬间，把纸条塞进嘴里，嚼烂咽到肚子里。这一下，妈放心了，一个字不认，一个人不咬，日本人把妈丢进牢里，关了半年。
基椿叔父亲开的咖啡铺，远近有名，生意很好。日本人常来喝咖啡，他待日本人也很客气。并由此懂得了日本话，妈被抓了后，基椿叔全家都很担忧，也很焦急，我哥当年很小，我爸又在南洋，妈被抓了，家里生活就没着落了，他们都想方设法救我妈。军营里的日本人来喝咖啡，他们待得更热情，更周到了，见了军官，就说我妈是良民，一心做活养家养孩子，你们抓错人了。军官们听多了，又看到我妈每天哭，没招任何人，他们又没证据，就叫基椿叔父亲签个保，把我妈放出来了。
解放后，妈是搞革命的，当然红了。但基椿叔一家，因为跟日本人有来往，就惨了，有人想把他们定为汉奸，他们可急了，找我妈，妈当然仗义执言，向政府部门说：他们不但不是汉奸，还为共产党做事，我送的情报，都在他们这里转交的，有时他们也帮着转送。我这条命，也是他们保出来的，他们是白面红心。基椿叔一家因此过了一关。他们很感激我妈，叫儿女们认我妈为干妈。我们也很感激他们。因此，解放几十年来，我们都很亲热，常来往，不是亲戚胜似亲戚。基椿叔现今八十多岁了，还健在，一脸亲和的容颜。
祖父
我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年轻时还懂几招棍棒，时而被村里有钱人家请去抢媳妇，并曾“有幸”地被赋予背“媳妇”的重任。他很疼我妈和我哥。有一次，他抱着我哥领着家人逃日本兵，逃到山坡上，他自语自言：天天逃日本仔，都不曾见日本仔怎么样。他停下来，往山下看，正在这时，一粒子弹射上来，从他太阳穴上擦过。他头上顿时血流如注。他忙把哥交给我妈，吩咐家人把家什行李都丢了，逃进山里，总算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