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只是轻轻地掐了她几下

作者：蔡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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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语国家，有着表面长满黄刺的青钢色龙舌兰的无边原野。高原、沙漠、海洋和火山造就了特殊的地理环境，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失落在人们心中，每个人都是音乐家和舞蹈家，每个人都有享受夜生活的愿望和空闲，不仅妇女们服饰艳丽，甚至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上也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图案。我本人虽然只在这个国家逗留过一个晚上，可是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她的活力。不过，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在加勒比海的哈瓦那获得的，几位到古巴旅行的墨西哥姑娘和我下榻在同一个饭店，我每天在大堂里遇见她们，载歌载舞直到深夜，即使在餐厅用餐，也要自娱自乐一番，这是墨西哥人的旅行方式，风景对她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她们彩色的身体就是移动的风景。
　　“如果我有翅膀，还要腿做什么？”这是弗里达生命的最后一年，她的右腿被截肢后在一幅画上的题词。在她住院期间，依然坚持画画，或者在日记本里勾勒草图，其中有一幅《毒药的色彩》也许是最令她心痛的。画中弗里达在昏黄的月色下哭泣，她躺着的身体融化在大地中，变成一张树根网络。太阳在地表下面，天空中一只脱离身体的小脚边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切向后转，太阳和月亮，脚和弗里达。”毫无疑问，弗里达是一个诗人，她把她的奇思妙想用在构图上。画画、写日记或服用麻醉药减缓了她的痛苦，尽管如此，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时常因为精神失控而歇斯底里。
　　我相信，无论是电影的拍摄还是传记的出版都是冲着弗里达一生的传奇经历，尤其是作为一个多灾多难的艳丽的女艺人的传奇经历，而不是从她作为艺术家的地位本身。中文版传记甚至在勒口文字上以一种盗版三级碟片广告词的口吻介绍了弗里达的爱情和她那“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丈夫迪戈。弗里达和前苏联政客托洛斯基的墨西哥式的浪漫也被肆意渲染了一番，那可能只是她对丈夫与妹妹偷情的一种下意识的报复，因为托洛斯基当时是迪戈的政治偶像。其实，托洛斯基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弗里达的艺术却是永恒的，大可不必用这个糟老头来衬托。作者和编者之所以在这方面如此用心，无疑是出于对我们这个时代和读者的一种无奈的妥协。
　　弗里达大概是人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坏女孩艺术家”的典型，她不仅性早熟，滥交朋友，体验同性恋，甚至懂得利用性来为自己捞得好处。与此同时，对弗里达来说，性也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一种充满活力的刺激。正因为“坏女孩”的名声，以及可怕的病痛，使得原本坚决反对的父母最后同意她嫁给那位年长她二十多岁，既丑陋又肥胖且离过两次婚的迪戈，他最主要的吸引力无疑是名望，而他们两个（一头大象和一只小鸽子）也的确是天作之合。可是，一旦性成为艺术的表现手段之后，一切又变得严肃起来，就像摄影家芭芭拉·古格所说的，“你的身体是一个战场”。弗里达的后期作品大多描绘一些凄凉可怕的梦境，它们是她内心孤寂的外在表露，这些梦境反复出现，直到耗尽她的意志和生命。
　　如同克莱夫·贝尔所发现的，很少有伟大的艺术家过多地依赖于模特儿。对弗里达来说，她几乎不需要任何值得借鉴的参照物。每画完一幅自画像，就距离她的目标——完全表现——接近一步了。实际上，弗里达很可能把自己不同时期不同穿戴的身体当作不同地点不同季节的风景。对于保罗·塞尚那样的先驱人物和风景大师来说，凭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够激发一个时代，而对于弗里达这样的后来者，所有的付出只不过是为了拯救一个灵魂。虽然，每一代人的感性均可能产生新的形式和新的艺术，但不是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能找到这样的承载者，弗里达无疑是一个幸运儿，墨西哥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艳丽无比的色彩成就了她。“只是轻轻地掐了她几下”，或许，这是上帝对她的栽培和赏赐。
　　
　　蔡天新，诗人，现居杭州。主要著作有《梦想活在世上》、《古之裸》、《数字和玫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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