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只是轻轻地掐了她几下
作者：蔡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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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达·卡洛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画家。”
新千年的第一个夏天，我在参加麦德林诗歌节期间接受《哥伦比亚人》报记者采访时，不仅斗胆作了上述断言，还把她和仍然在世的哥伦比亚画家费尔南多·波丹罗并称为“拉美双绝”（《数字和玫瑰》，P340，三联书店，2003年1月）。后者在中国鲜为人知，可是每次艺术家从客居的米兰、巴黎或纽约返回祖国，哥伦比亚总统都要陪他从首都波哥大来到他的出生地麦德林。那会儿弗里达（正如古巴人习惯以菲德尔称呼卡斯特罗一样，墨西哥人习惯以弗里达称呼卡洛）在中国的知名度也只限于画家和诗人的小圈子里，直到2003年5月的威尼斯电影节，有一部叫《弗里达》的好莱坞故事片在开幕式上放映，这个名字才突然窜红。以至于今年年初，就有一部由美国人撰写的弗里达传记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
早在1994年夏天，我就在二十世纪艺术最大的收藏馆——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 里看到过弗里达的自画像 。一般来说，我每次参观一家美术馆总是满足于发现一个画家，我会在他或她的作品前久久徘徊，而不去理会别的画家。这就像每次参加舞会，我总是希望遇着一位称心的舞伴并和她一直跳下去一样。那次的发现便是弗里达·卡洛。很快我就注意到，MOMA当年印制的宣传小册子上共出现了十五幅图片，包括绘画、雕塑、摄影和装置作品在内。这十五幅作品中，美国本土艺术家占了九幅，欧洲画家有五幅，依次是凡·高的《星夜》、马格里特的《错误的镜子》、毕加索的《镜前的少女》、土鲁兹·劳特累克的《地上的小丑》和马蒂斯的《舞蹈》（第一版），还有一幅即是弗里达的《短头发的自画像》（1940），而她当然也是其中惟一的女性。
弗里达·卡洛 (Frida Kahlo, 1908—1954) 是一个有着橄榄色的肌肤，鹿一样的眼睛，轻灵优美的身体和奇装异服的墨西哥女人，她的生命开始和结束在同一个地方，也即墨西哥城西南郊一个叫科伊奥坎的街区一幢蓝色的泥灰平房，如今它是弗里达·卡洛博物馆。弗里达的祖父母是来自匈牙利阿拉德市（今属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后来移民到德意志的巴登地区，她的父亲威廉（一个典型的德国名字）就是在那里出生。威廉患有癫痫病，十九岁那年，他的母亲去世，父亲娶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他于是身无分文前往墨西哥，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乡。起初，威廉在玻璃店和珠宝店里干活，弗里达的母亲是他的续弦，她是有着西班牙和印第安血统的小美人。因为弗里达的外公从事照相业，威廉就跟着学起了摄影，后来他成为墨西哥有名的古建筑摄影师。
作为混杂了犹太、印第安、西班牙、德意志等多种血统或文化的家庭中的一员，弗里达从小就显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个性，她在幼儿园里就劣迹斑斑。有一次因为尿裤子，阿姨把邻居家的女孩的裤子换到了她身上，这让她很不高兴，以至于后来找机会扼住女孩的脖子，直到被一个过路的面包师所救。还有一次，她把坐在便壶上的一个同父异母姐姐推倒，结果她的姐姐和便壶一起倒翻在地。弗里达六岁患了小儿麻痹症，在床上躺了九个月，从此右腿弯曲。七岁那年，她就怂恿并协助另一个十五岁的姐姐与情人私奔，十二年以后，她的这个姐姐才被母亲原谅。此外，她还参加足球、拳击、角斗等项运动，并获得过游泳冠军。
可是祸不单行，十八岁那年一场严重的车祸（铁条从身体的一侧刺入并从另一侧穿出）使弗里达致残，她一生动了三十多次外科手术，最后截掉了一条腿。几乎是偶然的，弗里达康复期间以画画作为消遣，没想到这赋予了她真正的生命，就像亨利·马蒂斯在一次阑尾炎手术以后开始涂鸦一样。弗里达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掌握“经典”的绘画技巧，所以她在摈弃传统时更为彻底和自由。她的聪慧引导她采用纯朴的民间风格，这刚好可以掩饰其绘画经验的缺乏，后来这种原始风格，如同墨西哥鲜艳的色彩一样，成了她个性化的选择和特征。弗里达能抓住人们欲望得不到满足的饥渴，她喝起龙舌兰酒来像流浪乐手那样豪爽，她对生活讥讽的、欢闹的和黑色的幽默，越来越受当今世界上年轻人的喜爱和同行的推崇。
拉丁美洲人比较擅长于制作和传达肉体或情感折磨的孤独和痛苦，我认为这是拉丁音乐和舞蹈风靡世界的主要原因，也是“文学大爆炸”在那个神奇的大陆产生的基本前提。《我只是轻轻地掐了她几下》(1935) 展现了一个血淋淋的杀人场景，这幅画取材于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将其女友扔在床上并刺了数十刀，后来在法庭上他为自己作了轻描淡写的辩护。可是，弗里达创作这幅画的真实动机却是，她发现了丈夫迪戈·里维拉与她妹妹的私情，她有苦难言，只好用这种方式排解内心的痛苦，将其投射到另一个女人的灾难上。里维拉是世界驰名的壁画家，在墨西哥的地位无人可比，他还担任过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弗里达也一度加入了共产党），最后召开会议把自己给开除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弗里达画画出于本能的需要。
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身体残疾性早熟的女人，弗里达对生育有着特别的迷恋，可她却不幸地一次次流产。在完成于美国汽车工业中心底特律的画作《我的出生》(1932)中，弗里达想象了自己出生时的场景。一条床单遮盖了女人的头和胸部，后面的墙壁上挂了一幅悲哀的圣母玛利亚。婴儿硕大的头颅出现在母亲张开的双腿之间，从布满鲜血的下沉的头以及瘦骨如柴的颈项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死婴。而从浓黑而连成一线的眉毛可以看出，这个婴孩就是画家本人。有意思的是，弗里达借助《我的出生》这一幅作品，既描绘了自己的出生，也暗示了自己夭折的孩子，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是弗里达在自己生产自己。
然而，弗里达最令人瞩目的作品是她的一系列自画像，在这些创作于不同年代，有着不同装饰物、背景和标题的自画像中，贯穿着一种痛苦和意志，一种特殊的坚韧，给人以钢铁般的力量感。最令我难忘的是那幅《破裂的脊柱》（可惜未被传记收入），作于1944年的一次手术之后。画中弗里达的身体插入了许多钉子，开裂的胸口由钢质矫形胸衣固定在一起，优美裸露的乳房，臀部被一块裹尸布一样的白布包着。显而易见，画家运用肉体的痛苦、裸露和性来深切地表达精神上的折磨，但却没有丝毫的自我怜悯或感情脆弱，相反，她的眉宇之间透露出一种超脱于人间苦乐的气度和女皇般的高傲。据说，弗里达的有些作品是住院期间画的，每逢友人来看望，她总是谈笑风生，并不时评头论足，对现实发表刻薄的批评和富有智慧的见解。
二十世纪以来，艺术家们拙于发现，纷纷在历史和虚构中寻觅灵感，弗里达却敢于把自己的生命揭露在世人面前，“我要创作一系列作品来记录自己每一年的生活场景”，她做到了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虽然她不愿承认，但无可否认，她的创作蕴涵着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诸多因素，至少获得了这场运动的领袖安德烈·布勒东的赏识，这位法国诗人亲自撰文激赏她的作品《水之赋予我》（1938）。不过，在我看来，弗里达画中那些爬满昆虫的热带植物叶子更接近于幻想画家亨利·卢梭。对下意识的探索也许能使欧洲的艺术家从理性世界的呆板中解脱出来，然而，在墨西哥这个现实和梦想混杂在一起的国度，奇迹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层出不穷。
爱情的炽热和失意一直是弗里达创作的主要动力，她频频寻找外遇的刺激同时又有限制地容忍或宽恕丈夫的风流韵事，或许，这是一对艺术家夫妇保持新鲜感和创造力的必要途径，嫉妒、愤恨、爱意或杀气均是催生激情的重要手段。对我来说，仅仅弗里达的作品本身就足以让人过目难忘。最初我对她的私生活毫无所知，几年以后才在一次旅行中从一位成都女诗人口中了解点滴，直到这部传记的出笼。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艺术家（尤其是女艺术家）的声望搀杂了许多非艺术的因素，但它们的确也是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的组成部分（即便不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这正是艺术家与学者、科学家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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